养老保险转移政策实施前夕，作为全国农民工最多的城市，深圳竟出现了疯狂退保的现象。对此，深圳社保基金管理局副局长杜斌分析认为，深圳此次退保人的年龄多数在两头，一头是20来岁，一头是接近退休的。20来岁的缴费时间短，希望在回老家前退保；对快退休的，缴费就这几年了，考虑到也领不到退休金，所以退保。

　　据调查显示，有超过八成的农民工不愿意购买养老保险，尤其是年轻的农民工，他们更关心的是，可以直接享受到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在农民工聚集的广东省，从上世纪90年代实施农民工养老保险以来，到现在拿到退休金的农民工仅800多人，相对2600万在粤农民工的庞大数量，微乎其微；即使在中国，2.3亿农民工，参加社保的只有2000多万人，仅占17%左右。

　　“新社保一大亮点是，不仅个人账户的钱可以全额随参保人转移，参保人统筹部分，12%也可以转移,”佛山市南海区社保分局副局长赵峰认为，“对外来工而言，是绝对不会吃亏的。”

　　但这个说法，并没有说服美泰的工人们。

　　美泰女工、23岁的李玲认为过年了，应该取回属于自己的保金。“现在贵州老家没有工厂可以打工，村里更没有社保对接，钱还是拿在手里实在。”李玲说，“等以后老家有社保了，再办也不迟，‘一刀切’的政策太急，外来的民工几乎都愿意退保。”

　　“我认为，珠三角频现民工退保潮的深层次原因出在设计制度的观念上。”我国劳动法专家、资深劳动争议仲裁员左祥琦在接受南都周刊记者采访时，就频繁发生的农民工退保潮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之前农民工年终退保现象，很多决策者主观地认为，是农民工的养老保险不能异地转移造成的。而新社保政策出台后，出现了更大的农民工退保潮说明了什么？我觉得，主要根源就出在，我们的政策制定者在给农民工制定权益保护政策时，没有充分地、扎扎实实地征求和理解农民工的意愿，往往居高临下地看待农民工，他们认为，自己想出的办法既然是为了农民工好，就可以不顾农民工的意愿，制定一种让农民工没有选择权的“不能退保”规定，就有可能出现虽然我们是好心，但农民工并不领情的局面。”左祥琦分析道。

　　“因为我们是捞仔”

　　自古就有“百粤通衢”美誉的佛山市南海区官窑，周边工厂林立，街道上酒店、超市、银行一应俱全，俨然一个现代化的城市。

　　在位于官窑大街偏僻处的一处出租屋里，眼看着房子就要空出来，33岁的房东朱亮劝王庆，“要忍一忍”。在“退保事件”发生后，王庆和一些工友决定离开佛山。

　　“看着官窑的街道，就像我们老家的县城一样气派，但这里永远不会是我们的家。”来自湖南的朱亮，望着街上闪耀着霓虹灯，心里五味杂陈，“我在珠三角打工8年，也学会了当地的白话，但他们还是称呼我为‘捞仔’。”改革开放后，很多外省人南下到广东打工，其中一些不良分子在广东作奸犯科，广东人称呼这些人为“捞仔、捞妹”，带有些歧视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