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收入分配改革步伐，提高普通劳动者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使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落户城镇；加快解决农民工医保、养老、子女教育等问题。这些看似并不直接相关的安排，都涉及到“用工荒”、扩大内需和转变发展方式的求解

    有人为找工作费老了劲，也有很多工作苦于等不到人来干。近几年，在以制造业为主的珠三角等地区，每年都有报道说出现“招工难”“用工荒”，但并没有引起过多重视。在一般人看来，我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似乎还没到担心“无工可招”的时候。

    不过，根据媒体的调查，在珠三角地区，“用工荒”已从季节性问题变成了结构性问题。尤其在去年金融危机的戏剧性反转过程中，这一问题更是暴露得一览无余。以外向型经济的排头兵东莞为例，去年年初，金融危机导致60万农民工失业、百万农民工离莞；而到了下半年，订单开始恢复，99%以上的企业却出现招工困难，有单不敢接。(据《中国经济时报》报道)

    造成“用工荒”的原因，首先是当地工资水平不具备吸引力。调查显示，东莞等地制造企业的一线工人，很多仅能拿到当地最低工资，每月770元，比不上一些劳动力流出的内陆省份，甚至不及西部省份。事实也证明，一些工资相对较高的企业，招工就要容易得多，月薪1000元已成为很多务工者的一个“心理门槛”。而即使月薪都能达到1000元，与日益抬高的城市生活成本相比，与同城的白领和公职人员收入相比，仍然显得太低，更不用说与高收入群体相比了。别的地方机会多了，工资高了，而当地工资不能与时俱进，仍停留在以往的水平，自然就失去了竞争力。

    其次，现在农民工结构和需求已经有了很大变化。“80后”“90后”逐渐成了农民工主体，与上辈人不同，他们普遍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与土地的关系也没有那么紧密。他们进城务工，不再满足于有个活儿干，贴补一下家用。他们已经成了城市的一部分，也有了融入城市的需求。新华社18日的报道就指出，一些农民工的打工生涯已经“升级”了，他们所关心的，不仅包括能不能找到活儿干、能不能如期领到工资，还更关注劳动合同与保险，并注重职业的规划和长远发展。这都说明，建立在传统外向型生产和低水平制造业基础上、“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农民工用工制度，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也与扩大消费需求、转变发展方式背道而驰。

　　要解决“用工荒”，必须增加工资、提高待遇、办好社保，直至帮助有条件的农民工融入城市，使其转化为产业工人和城市居民。这些，不能只寄望于企业自觉和市场调节。出口导向的低水平制造业，以及以为市场上存在大量后备流动劳动力的“幻觉”，使不少企业缺少提高工资待遇、培训熟练工人的动力；而建立在“人口红利”基础上的低利润出口模式，也使很多企业确实无力承担劳动力成本的大幅增加。

    问题是，这样人口红利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据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研结果显示，中国目前已经转移出2.3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剩余的仅有2481万人，且基本为难以转出的老弱病残者。按照经济学理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逐步转移直至枯竭的时刻，就是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也就是诺贝尔奖得主刘易斯提出的“刘易斯拐点”。按照刘易斯的理论，这个拐点的到来，将伴随着初级工人薪资水平和劳动成本的成倍提高。但到目前为止，这样的景象并未出现，这可能恰是珠三角此次“用工荒”难解的深层原因。

    金融危机后恢复期“用工荒”的凸显，再证中央关于转变发展方式和扩大内需战略部署的针对性和紧迫性。按照中央具体要求，要加快收入分配改革步伐，提高普通劳动者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要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使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落户城镇；加快解决农民工医保、养老、子女教育等问题。这些看似并不直接相关的安排，都涉及到“用工荒”、扩大内需和转变发展方式的求解。其实，“民工荒”在长三角地区也普遍存在。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一直走在全国前列的珠三角、长三角，理应有条件、有魄力先试先行，闯出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