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不久发表了文章“我们真的相信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吗?”,结果可想而知,在网上引起了很多人的质疑。果然,这再一次验证了一个我在文章中提到的现象,大家都认为中国的消费需求不足并且对此深信不疑。这是一个似乎很难被推翻的命题。可是,国内消费需求不足这一判断其实并不一定那么靠谱。
很多人提到下列的数字来说明中国存在消费不足的问题。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这些年来,国内消费支出往往占到GDP的75%,甚至更多。发展中国家的这个占比略低一些,但也接近70%。在国民储蓄率相对较高的东亚经济(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里,居民的消费占GDP的比重稍低一些,但也在60%(其中政府消费约占GDP的10%)。从官方统计上看,这几年中国的国内最终消费支出(包括政府消费支出)不到GDP的一半。扣除掉政府消费支出,统计显示,中国当前的居民消费支出占GDP只有36%,而且这个占比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还呈现出持续下降的模式。
经济学上有一个关于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的原理,它告诉我们,过度的资本积累(对应着人为压低的消费)所推动的增长是不能维持下去的。过去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依靠高积累低消费的发展政策也只是带来昙花一现的经济繁荣。而如果中国这么低的消费占比以及它的下降趋势是真的话,那么我们就无法解释中国经济怎能维持这么久的高速增长。
我不认为今天的中国经济仍可以是“正常经济”的一个例外。我这样说的含义是,那些宏观上的总量比例关系在今天的中国经济中应该具有正常范围的值域,而不会有过大的偏差。实际上,今天的中国经济早已告别了中央计划经济时代,市场和经济开放的力量成为经济变化的指引。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个经济在宏观上的一些大的比例关系(如积累与消费、储蓄与投资等)应该会受市场和经济开放力量的支配而趋于大体合理才对,不然,其经济后果不堪设想。试想,如果由于某种原因10年来我们的国内消费开支相对于GDP的增长持续不断地下降,经济还能在增长的轨道上持续这么多年而不出轨?
就消费模式和消费/GDP占比而言,直觉告诉我,中国应该与东亚经济的经验比较接近(消费/GDP占比大约为60%)。我在前文提到的那篇文章里特别强调,由于统计本身的原因,我们的消费占GDP的比重应该比我们看到的高得多,至于它在过去10年代的下降趋势就更不太可信了。我的那篇短文虽不是严谨的学术论文,但还是希望它能给读者一个善意的提醒,已有的消费不足的说法很可能夸大了问题的严重性,说不定我们在总量统计上看到的消费占比的下降更多地是统计本身的问题造成的假象,这其中像居民住房等服务消费支出在统计处理上是一个存在严重偏误的核心问题。
与消费不足的判断相呼应的是扩大消费来拉动增长的命题。其实,这又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很容易误导政策制定者。扩大消费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政策吗?经济学家的回答一定是不能。道理很简单。假如为了扩大消费开支,政府今年决定把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钱的一半(约占GDP的20%)拿来作为消费券发放给每个公民,能拉动未来的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吗?显然不能。正常条件下,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推高物价水平,导致通货膨胀。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企事业单位的工资奖金分配总额超过国民收入(当时叫国民收入超分配),结果出现反复不断的通货膨胀。只有在经济萧条时,扩大消费方能作为短期的救急政策之一加以使用,因为经济萧条时,社会未出售的库存大幅度增加,像政府的消费支持计划或者补贴消费的政策可以帮助消化社会的库存,对防止经济进一步下滑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这也是凯恩斯的“萧条经济学”的政策含义。我们在2008-2009年对付全球经济危机时采用的扩大消费政策取得一定成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这仅仅在短期对付经济萧条有意义。
从长期来说,决定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不断提高的是那些鼓励资本形成和有助于提高拉动生产率的政策,而不是鼓励消费的政策。过分夸大消费不足是错置了我们的注意力。实际上,如果考虑到居民的服务消费开支的实际增长,我估计最终消费支出(包括了政府消费)相对于GDP并无大的变化。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这些年来,中国居民的储蓄率其实并没有上升,甚至很多年份还有所下降了。但由于中国企业的生产率增长快,再加上现有劳动力市场的特征,来自生产部门的“储蓄”保持了快速增长势头。这使得中国这些年能继续进行大规模的基建和基础设施的投资而不至于大量举债。没有这额外的储蓄,中国经济的增长就可能会慢下拍来。
中国经济正处在资本形成和快速增长阶段。由于投资保持了持续的增长,中国经济的生产率得以持续提高。持续提高生产率的宏观效应常被人误读为结构性的产能过剩并以此来证明消费不足的存在。产能过剩的现象也许存在于某些时点上的个别产业或产品,但这些并不足以证明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我的看法是,用产能过剩来支持消费不足的判断或者支持以扩大消费带动经济增长的说法,依然缺乏足够的理论和经验依据。
我们可以从经济学那里获得的基本知识是,消费占GDP的比重从长期来说一定会不断提高(相应地,国民储蓄率也会不断下降),但那是经济不断增长的结果而不是相反。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经济提供了很好的例子。只有通过资本投资持续提高一国人均的资本存量,劳动生产率才能增进,工资和人均收入水平也才能不断提高。扩大消费不能设想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长期政策。脱离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和人均收入的水平去呼吁消费需求的扩大不仅在理论上似是而非,而且容易误导公众,以为消费才是拉动经济长期增长的引擎。中国现在的人均收入还不到发达经济的十分之一,人均资本存量还只有日本的5%,这意味着中国在现阶段保持比发达经济更高的投资增速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实现收入快速增长和缩小与发达经济的收入差距所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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