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价值

    如果中国当代学人再不做原创性思考，只是在琢磨如何挤入“核心期刊”的话，我们的学术水平或许就在接近于中国男足——这是著名学者赵毅衡关于学术实用性和“无用”性的冷思考。

    核心人物

    赵毅衡，四川大学教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及符号学专业博士生导师，符号学与传播学研究中心主任。1943年出生于广西桂林，成长于上海。毕业于南京大学英文系，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莎学专家卞之琳，获文学理论硕士学位。20世纪80年代中期，获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博士学位。1988年任职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终身资深讲席。作品《新批评文集》《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对岸的诱惑：中西文化交流史人物》等。编译的二卷本《美国现代诗选》深刻影响了当代中国诗界。 

    对话

    应容许少数人做“无用”的思考

    坎坷经历中那段“心译”史

    记者(以下简称记)：在有关你的数十篇报道里，你的人生经历几乎是一个空白点。能否为我们勾勒一下？

    赵毅衡(以下简称赵)：我父母毕生从事财政工作，抗战之前随单位迁移到广西桂林，那里成为了我的出生地。抗战胜利后，我们一家回到了上海。我的小学、中学时代都在上海度过。上海的建筑、城市格局、西方人遗留下来的风俗习惯等，我印象深刻。实事求是地说，上海文化对我的影响非常大。记得我就读的中学叫复兴中学，就是现在的复旦大学附中。

    记：你的成长过程里，是如何建立起阅读习惯的？

    赵：1949年前后，百废待兴，读物乏善可陈。但上海毕竟是大都会，我和弟弟、妹妹还是从父母那里得到一些课余读物，古典小说、西方小说、连环图画等等，囫囵吞枣，大饱眼福。

    记：南京大学毕业后，为什么去了一个军垦农场？

    赵：上海人有一个顽固的习惯，无论如何都不离开上海。我与其说是被分配到农场，不如说是受运动牵连“发配”而去的。1968年“文革”正如火如荼，我们这些英文系的毕业生处境可想而知。农场是军事化管理，哪有什么私人空间？200斤一包的米包，180斤的黄豆包，我也跟工人一样，扛着上跳板。

    记：含辛茹苦的岁月，对学者固然不利，对有些人而言“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经历，却十分宝贵。

    赵：有件事让我想到了道德的两面性。成天叫嚷“斗私批修”的环境，发现别人的“恶”成了革命的标志。人性被降低到最底部，什么“恶”都暴露出来了，“恶”反而成为了一个时代最大的符号。一个来自城市的女青年累得不行，手脚放开躺在一块木板上休息。火眼金睛的农场领导，在百米开外冲刺而来，高声训斥这不道德的举止。讽刺的是，农场领导晚上巡夜，伸手捏女青年的被子以示关心。这个领导人的标志性动作也是符号啊，哪知被女青年告到军区，成为了罪行。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符号学，后来发现，这的确是值得思考的符号学现象。

    记：后来好像还在偷学英语？

    赵：3年后我被发配到徐州郊区一所小煤矿当矿工，一干就是7年。平时学《毛选》，我就“心译”为英文，应该说每个字都咀嚼过。一个头头见我埋头于雄文，认为我在敷衍做面子，决定让我出丑，命令我当众背诵一页刚刚学习的文字，不料我背得一字不差，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记：你这段奇特的“心译”史，不但为你的英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让你获得了很多书本外的体悟。

    赵：是的。后来我成为卞之琳先生的研究生，以及到美国伯克利求学，“心译”雄文的过程让我受惠颇多。我在《礼教下延之后：中国文化批判诸问题》后记里记录了当时的感受：“1978年早春，我从黑咕隆咚的煤窑里爬出来，地面亮得睁不开眼，但也凉得叫人打战。十年的体力劳动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几十年来的文学方式和批评方式，所谓反映真相的现实主义，只是浅薄的自欺欺人主义。我贴近生活，贴得很近，我明白没有原生态的生活，一切取决于意义的组织方式。”

    记：我记得卞之琳有一首名诗叫《距离的组织》，就是将各种距离感组织在一起的意思。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你的思考里已经暗示了一种与大师殊途同归的认同迹象。

    赵：汉语写作中有两个最唯美的作家，一是诗人卞之琳，一是小说家张爱玲，艺术就是形式的组织，从形式探视文化。我正是在卞先生的建议下，把学术重点放在形式论研究方面，这构成了我毕生用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