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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那些靠重化工等工业完成原始积累的地方，现在的经济如何？
    陈璐：他们开始转型了。我12月份去看了江苏无锡的物联网，传感技术。南方人聪明在哪里呢，他们往往把不利的因素转化成有利的因素。你看，金融危机来了，江浙因为外向型经济遭到不少打击，他们就找这个借口向国家……
    记者：要政策？
    陈璐：已经不是“要”这么简单的行为了。他们的战略已经上升到了以此为契机，为今后二十年、三十年的发展打好基础的层面了。经受这么大的金融危机，大家就都担忧了，那我借你这个担忧的劲头把东西都拿到我手里——— 大规模地扩区，打产业转型牌。
    苏州工业园区、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原来也就是五六十平方公里，但它现在借这个契机开始扩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扩到350平方公里，苏州工业园区扩到400平方公里。要知道我们曹妃甸才310平方公里。我们去无锡，无锡搞了无锡新区，它里面都划具体的小区，这是一个科教园区，这是一个工业区，这是一个旅游区，这是生态环保，这是湿地系统……它就是打这个牌，把此后几十年所需要的东西借这个劲给全拢起来了。
    我们现在就达不到这个程度。我们现在说产业转型也就是认识到节能减排。我们没有把这个政策紧紧地抓住吃透。苏州、无锡这些地方就是利用它的先行先试的权力，把东西全都拿到手里了，为发展增加潜力，以后这个差距会越来越大。
    记者：现在是兄弟省份之间拉开架势竞争。
    陈璐：大家发展程度已经很不一样了。信息技术方面，人家都是搞传感技术的产品，传感的硬件、感应器、芯片。我们这次去看，从技术上感觉比较震撼，尤其是物联网这块，这在世界也是领先的。就像总理说的，第一次技术革命我们没有抓着。第二次互联网，人家走了一半我们进来了。这些传感网和物联网我们和他们同时进行，我们一定要在某方面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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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对于河北省来说，抓住这次发展机遇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我们可能在哪里受到制约？
    陈璐：我们发展的这30年，搞产业，不是以前没有，虽然不是现代产业体系这个名词，但一个悖论是，每当我们提倡发展什么的时候，最终的结果往往是这个产业上不来；我们想抑制哪个产业的时候，哪个产业就上来了。为什么？钢铁，上来了，全国第一大，但钢铁实际上是我们一直在抑制的一个产业，80年代和90年代前半期的时候我们一直在抑制它，但最终还是它上来了。
    记者：这可能是一个经济发展的惯性？
    陈璐：不是。我们想发展什么产业，我们都是停留在纸面上，没有深入落实下去。在《构筑我省现代产业体系的总体思路、主体框架和对策措施研究》的课题报告中，我提到了六点原则，首要一条，要遵循产业群、支持系统和外部环境三者统筹培育的理念。后两个支持系统和外部环境，我们基本没弄，前边一个往往只是停留在政策层面上。什么叫支持系统和外部环境啊？外部环境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比如审批，我们现在也比较重视。支持系统，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天津的大飞机项目。交通装备是装备制造业里最好的，因为可以带动周边的配套。但周边配套怎么弄？天津的态度是，招商引资你自己带进来的，我热烈欢迎。那我们本地的企业怎么办？能不能往这方面转？天津的做法是，我让你往这方面靠。但很多企业都是民营的，你让我靠我就靠？我原来做这个做的挺好的，你非让我做飞机配件去？我有那个技术、工艺、人才吗？天津说，转吧，你缺什么我给你什么。缺技术，我给你买技术；缺人才，给你引进。除此之外，你要地，我们给你地。它是鼓励当地的企业转，给它配套。
    记者：河北省是不是可以复制这样的做法？
    陈璐：你像动车城，我们完全可以复制这个办法。动车装备起来了，周边的零部件要上，引进的是一方面，但省内的这么多企业，有没有能跟它靠上的？我们能不能也给它政策，让它在基地扎堆，让它过去，在那里投入建分厂？我们最多就是出个指导意见，虚的，操作不了，也执行不下去。南方人家搞的都是很实的东西，一二三四等等，很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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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河北省多年来的问题，我们习惯说，是因为河北的文化基因里缺乏一股创新和勇于探索的精神。
    陈璐：做不下去，不是因为河北文化的毛病，是因为制度本身。保定的运河文化就是很强的重商文化，我们去浙江，他们同样承认，保定高阳是最早的萌芽。
    外部环境上，第一我们行政管理体制要改革。审批方式要改革。省里现在第一刀先把房地产的审批给简化了，下半年现代产业项目也改了。
    又比如学浙江经验。我在全国提出，要学习新浙江经验。不是他们浙江人自己说的浙江经验。我们去调研的时候，浙江人也说自己精神好。我说浙江人精神就是企业家精神，全国各地的企业家都具备，好像你浙江人就具备这精神，其他各地就没这精神？关键还在于制度———
    就是它的省管县的制度。这一点它一直没按中央的精神执行。中央在84年的时候搞了市管县，但浙江一直搞的是省管县，虽然它对外说是市管县，但它是由省管县财政、管县人事干部。经过了十年的积累，县域就非常强大，有财力，有人力资源，它的自主力就很强。80年代我们的县域比如高阳、清河，有几个是在全国闻名的，为什么？那时候是地区辖县，实际就是没人管，归到市以后就逐渐走下坡路。
    对于经济发展来说，你得下放权力，不要怕一放就乱。97年财税制改革以后我们是逐渐往上收的，下边的县就没活力，中央集权、集钱，那下边发展什么？浙江恰恰是没那么做，所以说浙江经验无法复制。虽然全国学，但全国都没学会。所以，你就知道，一个有活力的制度有多么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