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现在，衰退无情地暴露出中国经济的重大弱点。多年的繁荣，使这些弱点被淹没在有关“中国世纪”的喋喋不休的演讲当中。纽约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的中国问题顾问和首席合伙人荣大聂（Dan Rosen）说，未来“对于领导人来说还是未知数”。一直以来，中国要走向哪里，方向大体上是清楚的：美国要多储蓄，少消费；中国则正好相反。中国的个人储蓄率超过了 20%，尽管 GDP 在过去 10 年大涨，人均收入却没有这样。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学院的政治经济教授、《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一书作者黄亚生说：“增加个人收入是开启下一阶段增长的关键。”

    怎么做到这一点，是中国政府在危机到来之际面对的问题。这并不容易，更确切地说，不可能快速实现。有讽刺意味的是，实现经济学家所说的“再度均衡增长”的关键之一，是对金融领域的进一步改革。为了保持当前的增长，中国浪费了大量资本。中国的储户苦于国有银行的低利息。这些银行对外提供资金，多考虑政治因素，而非经济因素。也就是说，大型国有企业仍然是首选。

    全球正处于由所谓的西方“高效”金融机构所造成在动荡之中。当前，中国海内外很流行为西方银行体系唱挽歌，同时称赞相对健康的中国银行体系。但这是短视的看法。如果银行业的改革因此受阻（很可能会如此），这种看法将损害中国向更加均衡的经济体的过渡。一位中国银行前官员最近表示，这次危机发生的时间所带来的不幸之一，是“我们正在进一步改革金融体制，正走向一个更有效率的体系。现在要被耽搁了。党内改革的反对者看到我们当中有人在推动这些事情，他们会说：‘看看西方在干什么。他们在搞银行国有化’。”

    乐观派认为，金融可能是下一阶段中国经济发展中唯一受危机遏制的阶段，即使受到了遏制，也只是暂时的。中国还急需技术升级，依靠创新创造就业岗位和增长收入。然而，中国各地工业园区里大部分有前景的高技术都为外国人拥有或由外国人创造。政府需要保护国内外的创新者免受猖獗的知识产权侵犯。在这方面，没有人比微软公司（Microsoft）副总裁刘凤鸣更有权威，他说，微软已经看到了“真正的进步”。实际上，在 2009 年 1 月，中国官方捣毁了一个大型盗版团伙，该团伙盗窃微软软件，出口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

    在中国高层领导人看来，启动中国下一轮增长所需的一切改革都需要时间。更好的知识产权保护，全国性的退休金和医疗制度，金融改革，这些不是一夜之间就可以改变的政策，需要脚踏实地、一丝不苟地落实。那位前任银行官员说：“现在，人们到处跑要灭火。你一定要了解，中国没有人预计到，我们会受金融危机这么大的影响。没有人预计到。影响深得已经让他们发蒙了。”

    除了发蒙，还会有点愤怒。这么说不无道理，因为中国现在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债权国。中国银监会官员罗平不久前到纽约做了一次演讲，随后他对《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记者说：“我们讨厌你们这些家伙，但我们没有办法。”必须指出，他是带微笑说这番话的。中国只能继续购买美国国债。如果中国汇回从巨额贸易顺差赚取的外汇，只能导致本币人民币升值，使出口的产品在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全球最大的经济衰退中显得更加昂贵。这无异于投给溺水者一支铁锚，不能这么干。

    中国也许会不断将外汇多元化，买入更多黄金和欧元，但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中国将放弃美国国债。北京的一些人喜欢当债主时具备的政治筹码。胡锦涛政府的官员都愿意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她当上国务卿后首次访华时淡化人权问题。对美国来说，中国对美国国债的渴望是近来从中国传出的唯一的好消息。

    普通中国人看到这么多资金在国内经济日益困难时流入外国，会感到气愤。他们从未想到形势会变成这个样子，也不认为这是他们的错。不管怎么说，中国崛起的时候到了，可现在，中国却在困境中挣扎，而且下一个稳定、持续的增长阶段（许多人对此深信不疑）不会很快到来。

    与此同时，数以百万计像李忠和这样的人失去了工作，回到他们的故乡省份。李忠和还算幸运，他最终从东莞当地政府那里领到了一笔补偿金。很多人并没有领到。中国似乎正在出现硬着陆。结局如何，还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