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这种刺激方式是粗放的、低效的，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策，那在经济得到逐步恢复之后，政策是否也应该考虑进行一定的调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突出财政政策实施重点，加大对民生领域和社会事业支持保障力度。这一方针是非常正确的。同2008年的一揽子财政刺激方案相比，可以看出，政策调整的方针已经确定。

    但是，这种调整可能是缓慢的。首先，结构调整本身十分复杂，不是一蹴而就的事。结构调整不仅是一个宏观经济政策调整问题，而且是一个体制改革问题、一个统筹安排问题。这种调整是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的。

    其次，政府可能希望避免政策调整对资本市场等造成不利影响，或把消极影响降到最低。迪拜危机的出现也给了大家一个警示，国际经济还存在问题。这个时候世界各国政府都不敢贸然提出超常刺激性政策的“退出”问题，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值得注意的是，现在退出得越慢，以后结构性问题积累得就会越严重。

    我认为中国的货币政策从一开始就过于宽松了。明年货币供应、信贷规模还是会增加，但是增速不应该再这么快了，应该让它恢复到常态。让货币增长速度大致等于或略高于通胀率和经济增长速度之和，这是比较合理的。资产泡沫必须坚决抑制。

    而积极的财政政策则应该继续保持，财政支出继续增加，以保证支持力度，但是对财政资金的投向应给予更多的关注。为了见效快，今年财政资金多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未来需要考虑如何把积极的财政政策与拉动消费者需求、调整产业结构、带动第三产业发展结合起来，如何通过制度安排将资金更多投向民生相关的项目中去。

　　大量货币投放之后，会不会令明年出现通胀的压力上升？如何应对？

    中国的广义货币对GDP之比超过160%。属于世界上货币化程度最高国家之列。从长期来讲，M2比GDP之比太高确实会引发通胀风险。但在现实情况要复杂得多。

    首先，即便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高于GDP增长速度，是否会出现通货膨胀还要看居民、企业的持币意愿。其次，通货膨胀还要看是否存在过度需求缺口。最后，国际通货膨胀形势，特别是原材料价格的上涨趋势会对中国的通货膨胀造成重要影响，国内生产过剩并不一定能够保证中国不会有通货膨胀。总之，未来的通货膨胀前景是复杂的、存在许多不确定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并未对通货膨胀问题作任何判断，只是提到“要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看来，决策层对2010年通货膨胀的发展趋势并无定见。此外，决策层不希望对通货膨胀的过度关注影响经济的反弹，或对资本市场造成不利影响。

    对于公众来说，通货膨胀已经成为不争事实，并对官方的通货膨胀统计颇有微词。此种反应说明中国公众对通货膨胀的容忍度是相当低的。通货膨胀预期一旦形成，形势就可能急转直下。通胀预期如何“管理”不得而知，但稳定通货膨胀预期则是十分重要的。

    目前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刚刚由负转正，产能过剩的压力仍然十分突出。在通货收缩时期放松物价控制，进行物价调整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自年初以来，中国的信贷、货币增长速度过快，这就使得物价调整所造成的一次性物价上涨很容易转化为通货膨胀。如果再出现外部冲击，一次性物价上涨就有可能转化为物价的轮番上涨。因此，当通货膨胀率由负转正之后，政府必须把通货膨胀率稳定在一个公众可以接受的水平上，避免通货膨胀预期持续恶化。改善物价统计、确定通货膨胀目标、降低货币供应增长速度似乎是我们目前可以做的几件事。

　　如果内需难以有效消化过剩的产能，我们可能还是会寄希望于外部经济好转而带来的需求，这方面是否可以期待？未来中国的外部经济环境将如何变化？

    中国希望增加净出口来消化过剩产能的意愿，可能会和美国的政策产生矛盾。对于美国来说，金融危机之后，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是恢复增长、降低失业率，需要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是这样做会令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增加，这是不可持续的，最终可能导致美元危机。

    为了实现保增长和减少经常项目逆差的双重目标，增加出口、减少进口将是美国未来经济政策的着力点，而要实现这一效果的政策手段主要是美元贬值和贸易保护主义。其中美元贬值如果失控可能会出现美元危机，因此诉诸贸易保护注意的诱惑力和压力将会急剧增加。

    如果仍然寄希望于外需来吸收过剩产能，这样我们就会同希望增加出口、减少进口的美国发生贸易冲突，这是我们所不希望看到的。中国需要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和调整经济结构，应该进一步刺激国内消费需求，在维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减少对外需的依赖。（记者 秦媛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