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这种刺激方式是粗放的、低效的,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策,那在经济得到逐步恢复之后,政策是否也应该考虑进行一定的调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突出财政政策实施重点,加大对民生领域和社会事业支持保障力度。这一方针是非常正确的。同2008年的一揽子财政刺激方案相比,可以看出,政策调整的方针已经确定。
但是,这种调整可能是缓慢的。首先,结构调整本身十分复杂,不是一蹴而就的事。结构调整不仅是一个宏观经济政策调整问题,而且是一个体制改革问题、一个统筹安排问题。这种调整是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的。
其次,政府可能希望避免政策调整对资本市场等造成不利影响,或把消极影响降到最低。迪拜危机的出现也给了大家一个警示,国际经济还存在问题。这个时候世界各国政府都不敢贸然提出超常刺激性政策的“退出”问题,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值得注意的是,现在退出得越慢,以后结构性问题积累得就会越严重。
我认为中国的货币政策从一开始就过于宽松了。明年货币供应、信贷规模还是会增加,但是增速不应该再这么快了,应该让它恢复到常态。让货币增长速度大致等于或略高于通胀率和经济增长速度之和,这是比较合理的。资产泡沫必须坚决抑制。
而积极的财政政策则应该继续保持,财政支出继续增加,以保证支持力度,但是对财政资金的投向应给予更多的关注。为了见效快,今年财政资金多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未来需要考虑如何把积极的财政政策与拉动消费者需求、调整产业结构、带动第三产业发展结合起来,如何通过制度安排将资金更多投向民生相关的项目中去。
大量货币投放之后,会不会令明年出现通胀的压力上升?如何应对?
中国的广义货币对GDP之比超过160%。属于世界上货币化程度最高国家之列。从长期来讲,M2比GDP之比太高确实会引发通胀风险。但在现实情况要复杂得多。
首先,即便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高于GDP增长速度,是否会出现通货膨胀还要看居民、企业的持币意愿。其次,通货膨胀还要看是否存在过度需求缺口。最后,国际通货膨胀形势,特别是原材料价格的上涨趋势会对中国的通货膨胀造成重要影响,国内生产过剩并不一定能够保证中国不会有通货膨胀。总之,未来的通货膨胀前景是复杂的、存在许多不确定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并未对通货膨胀问题作任何判断,只是提到“要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看来,决策层对2010年通货膨胀的发展趋势并无定见。此外,决策层不希望对通货膨胀的过度关注影响经济的反弹,或对资本市场造成不利影响。
对于公众来说,通货膨胀已经成为不争事实,并对官方的通货膨胀统计颇有微词。此种反应说明中国公众对通货膨胀的容忍度是相当低的。通货膨胀预期一旦形成,形势就可能急转直下。通胀预期如何“管理”不得而知,但稳定通货膨胀预期则是十分重要的。
目前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刚刚由负转正,产能过剩的压力仍然十分突出。在通货收缩时期放松物价控制,进行物价调整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自年初以来,中国的信贷、货币增长速度过快,这就使得物价调整所造成的一次性物价上涨很容易转化为通货膨胀。如果再出现外部冲击,一次性物价上涨就有可能转化为物价的轮番上涨。因此,当通货膨胀率由负转正之后,政府必须把通货膨胀率稳定在一个公众可以接受的水平上,避免通货膨胀预期持续恶化。改善物价统计、确定通货膨胀目标、降低货币供应增长速度似乎是我们目前可以做的几件事。
如果内需难以有效消化过剩的产能,我们可能还是会寄希望于外部经济好转而带来的需求,这方面是否可以期待?未来中国的外部经济环境将如何变化?
中国希望增加净出口来消化过剩产能的意愿,可能会和美国的政策产生矛盾。对于美国来说,金融危机之后,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是恢复增长、降低失业率,需要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是这样做会令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增加,这是不可持续的,最终可能导致美元危机。
为了实现保增长和减少经常项目逆差的双重目标,增加出口、减少进口将是美国未来经济政策的着力点,而要实现这一效果的政策手段主要是美元贬值和贸易保护主义。其中美元贬值如果失控可能会出现美元危机,因此诉诸贸易保护注意的诱惑力和压力将会急剧增加。
如果仍然寄希望于外需来吸收过剩产能,这样我们就会同希望增加出口、减少进口的美国发生贸易冲突,这是我们所不希望看到的。中国需要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和调整经济结构,应该进一步刺激国内消费需求,在维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减少对外需的依赖。(记者 秦媛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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