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 结构调整方向不能改变

    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在危机过后被有所淡忘类似，我们国内的经济结构调整也在某些特定时期因为特定的原因而步伐放慢。把握时机十分重要，稍有犹豫就可能错过调整的最佳窗口时期。在这方面，有些什么经验教训可以吸取？

    机会是瞬息即逝的，决策起来要把握好时机并不容易。

    比如汇率问题，如果人民币早和美元脱钩，我们是有很长时间、以渐进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2003年问题刚暴露的时候，因为才摆脱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我们担心升值会令中国经济再受冲击，一直迟疑不决。回过头来看，当时其实是汇率改革的最好时机。如果当时开始实施汇改，不仅中国在2004年以后的经济过热还可以得到抑制，中国经济也不会受到金融危机如此严重的冲击。但拖到现在，中国的不平衡比当初更为严重、中国的对外依存度更高、中国的外汇储备更多。在世界经济危机之后，汇改难度大大增加，调整的空间也大大缩小。

    对于纠正不平衡的必要性，政府早就有了认识。事实上，在“十一五”规划中就规定了要在2010年实现经常项目的基本平衡。但是实施结果却与计划目标大相径庭。个中原因是复杂的。其中涉及风险偏好、路径依赖、利益平衡等等。总是希望步子慢一点、震动少一点，结果机会就丧失了。

    有的时候我们看不清、看不准，就会犹豫，机会稍纵即逝。一犹豫机会就失去了。有时候冒一点风险还是必要的。错了还是可以纠正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我以为，“紧迫性”三个字十分重要。在过去一年中，为了遏制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我们所推行的一些刺激政策使得中国的一些结构性问题进一步恶化了。我们必须带着强烈的紧迫感调整结构。否则积重难返，当最后不得不调整时，我们将付出更为巨大的代价。

    那现在要在结构调整上怎样做文章？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在2010年要更加注重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这是非常正确和非常重要的。

    中国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是投资率过高。在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的投资率就高达45%左右。目前，由于刺激政策引入，中国的投资率应该已经突破50%。这样高的投资率在世界上大概是绝无仅有的。

    更令人担心的是，中国的投资率不仅过高而且自2001年以来在不断上升。在其他条件给定的情况下，投资率过高，必然导致投资效率的下降。事实上，中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已经超过6。大大过于一般国家（日本增量资本产出率为3左右）和中国过去的水平（1991至2003年中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为4左右）。换言之，为了取得一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中国现在的资本使用量比5-6年前增长了百分之五十。

    此外，投资率的不断提高，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是不稳定、不可持续的。在初始阶段，投资率的提高必然导致经济的过热。例如，2003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偏热和过热主要是投资过热导致的。但是，投资过热导致的经济过热在经过一段时期后就会转化为产能过剩。

    在推出刺激方案时，为了避免进一步恶化产能过剩，资金主要投向了基础设施领域。这是一种明智的做法。但也仅仅是一种次优的做法。基础设施投资本来就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收回投资，而单纯的基础设施投资则根本不能创造收入。我们已经听到了高速铁路运营收入不足已维持运营成本的故事，现在我们不能不对今后银行是否能够收回贷款和利息、政府当下的财政支出是否会转化为未来财政收入感到担心。

    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其他重要内容还包括减少对外需的依赖、缩小贫富差距、治理环境污染等等。2010年的经济增长净出口又要扮演重要角色。这意味着中国的外汇储备将进一步增加，在美国政府财政赤字剧增，赤字货币化的压力日益增加的情况下，靠增加净出口推动增长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