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实验“具有突破性意义”

    韩德云曾经连续4年在全国两会期间，执著于提交《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财产申报法》的建议。在今年年初，韩德云参与了关于重庆市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前期起草工作。

    对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韩德云是建言者和推动者，“一些地方甚至搞不清楚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改革的重点在哪里”。对于一些地区试点的缺陷和不足，韩德云不吐不快，但这次他却在重庆市即将推行的实验上看到了希望。

    “此次重庆的试点有所不同，这将是国内第一个在省级政府推行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韩德云说，“不同于其他地方基层政府的实验，重庆此次的制度有立法根据，经由立法决策机关通过合法的程序制定，立法层级越高，推行后就越不容易走形”。

    在韩看来，倘若重庆制度推行开来的话，在制度的内容、程序和效果上，都将具有突破性的意义。韩德云对此十分期待。

    但对于更详细的内容，韩德云表示由于制度并未正式公开，作为参与人之一，不易作明确的解读。

    倘若制度推行，能否突破官员财产公示的固有阻力———来自于官员中的既得利益者，此问题依然待解。

    实际上，众多研究者提出了各种做法，来应对上述阻力。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王全杰主推任前公示和建立退赃账户，任前公示可以保证多数的官员成为制度所约束的人群，官员只要工作调动，不管升职还是降职，就不可避免地要公示财产。这样，既给官员留了缓冲期，又为官员留足了面子，不至于抵触制度的推行。

    而退赃账户的建立，从某种意义来看，对官员的豁免无可避免。这也是王全杰眼中“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手段，为了财产申报制度可以推行，为了这项制度可以长远地发展，需要在一定程度作出政治妥协，甚至还有司法妥协。

    “要保证官员们上缴赃款后不再追究政治及刑事责任，否则制度将难以推行。”王全杰说。

    制度建设后续的困境也摆在公众面前———如果豁免是不可避免的话，对官员的豁免要进行到多大的程度？追究与豁免间如何平衡？官员的财产又该如何界定？

    对于面前的众多难题，韩德云依然认为重庆市的新举措将会一一化解，应该对其抱以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