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有企业进入非国有部门之后,退出则是非常困难,从以往的经验来看,这种“退出”(或者中国称之为“民营化”)过程往往又导致巨大的腐败,因此国企扩张应有边界。

    ●中国的经济问题不是要不要国有部门或者非国有部门,也不是国家所有制或者其他所有制的问题,而是它们间的边界问题。无论是哪一方,如果没有发展边界,侵占了另一方的空间,那么经济必然失衡,危机不可避免。

    此轮危机中,国家投入4万亿资金刺激,在财政杠杆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杠杆组合拳之下,经济趋向回暖,不过“国进”是否引发“民退”的争论即起。国内多位主流经济专家认为,国有企业承担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主要载体的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体现了“国进民退”。但有专家认为这只是偶然和暂时的。知名学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日前在穗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分析,中国目前的“国进民退”和西方的很不相同,在国有企业挤占非国有部门之后,退出则是非常困难,从以往的经验来看,这种“退出”过程往往又导致巨大的腐败,因此他建议,目前的国企扩张应有边界。

　　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没有边界易造成经济失衡

    记者:在这轮金融危机中,国有企业在使中国经济摆脱危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后危机时代你认为这种扩张的继续将带来什么结果?

    郑永年:在执行政府拯救经济的过程中,国有企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西方政府通常多用金融杠杆,而缺乏其他直接有效的经济杠杆。中国的经济杠杆主要表现在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国有经济部门,通过这个部门,政府就可以结合行政和经济的方法把其政策推行下去。不过人们既要承认国有企业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的作用,也要看到目前国有企业发展趋势令人担忧的地方。国有企业本来就聚集了庞大的资本,现在政府的拯救经济方案的庞大的财力又大多流向了国有企业。目前的发展趋势如果得不到有效的纠正,拯救危机者反而最终会演变成为其它各种危机的根源。

    记者:国有企业这种扩张趋势体现在哪些新的领域?

    郑永年: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呈现出两个大趋势。一是国有企业急剧地扩展到原来的一般性垄断行业。国有企业本来集中在电信、石油、矿产等被定义为国家核心利益的领域,但最近国有企业很快扩展到包括地产业在内的一般性垄断行业。第二个趋势也同样显著,那就是出现各种不同形式的国有化,国有企业用股份等手段渗透到原来非国有部门的企业。尽管这种渗透是在市场名义下进行的,但这里市场已经成了国有企业的工具,部分程度上破坏了市场规则。无论是市场和企业间的竞争,经济理性最重要。如果国有企业在缺乏经济理性下扩张,那就违背了市场规则。改革开放积累起来的市场机制,就会被破坏。

    记者:那么国有企业在这轮大发展之后,新一轮投资应该被行政决策者朝着哪些方向疏导?

    郑永年:国有企业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这些财富往哪里去?出口有三个:

    首先,为管理层和员工提高福利待遇。在西方的国有企业要增加工资,需要国会等立法机构讨论通过,而此前国内垄断性国企自主提薪的做法加大了中国社会的收入分配差异,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反弹,再提升将面临重重困难。

    其次,上交企业红利给国家。中国的国有企业此前一直没有上缴,近年才刚刚开始实行,不过总额很少。这部分上缴的红利,国家可以用于医疗改革、社会保障和教育等社会政策改革。

    第三,可以用这部分钱走出去,在海外开拓新兴市场。在这条路上,中国的国企走得很艰难。在美国和欧洲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如果这三条路径不通,国有企业的投资就会流向国内市场,越滚越大。从长远来看,如果不给国有企业扩张一个合理边界的话,将挤占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然而非国有企业在就业、分配、效率和效益、竞争等很多方面甚至扮演着比国有企业更重要的角色。从本质上来说,中国的经济问题不是要不要国有部门或者非国有部门,也不是国家所有制或者其他所有制的问题,而是它们间的边界问题。无论是哪一方,如果没有发展边界,侵占了另一方的空间,那么经济必然失衡,危机不可避免。

    记者:那么你认为国有企业主要在哪些领域、哪些产业扩张?这个边界应该在哪里? 

    郑永年:这是需要讨论的。目前中国自己也对企业有不同分类,诸如一般性垄断行业、自然垄断行业和行政垄断行业等。我认为由国企控制的领域应该是那些对国家安全具有战略需要的行业,诸如在国防、安全、能源等涉及国家整体利益的关键性行业,在这些领域可以由国有企业垄断。当然垄断也不是指由国家百分之百的控制,国家可以控股51%,其余49%交给民企。要划定一个边界,不能国企有钱了,任何一个领域都可以去。否则民企空间就很小了。从经济效率等层面来说,国有企业的效率要低于民营企业。人们在讲有限政府,就是政府要有边界,国有企业更要讲边界。

责任编辑：cprp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