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国企必须扮演积极角色

    记者:仅仅在十余年前,人们一谈到国企,就会浮现经济困难和工人下岗的画面,但是经过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改革之后,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国有企业和十余年前相比,你认为扮演的角色有什么实质性不同?

    郑永年:完全不同。以前国企承担很多社会和政治功能,医疗、教育等,一个国企相当于一个小国家。改制以后,国有企业把其他的事务交给了社会、交给了市场,公司实行了法人化。国有企业的这些变化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抓大放小”的改革。这个设想非常具有战略性。就“抓大”来说,中国需要一个相当规模的国有企业。这是中国的传统,中国是如此大的一个国家,不但要建设各种庞大的公共工程,而且也不断面临各种危机。国有企业的作用非常显然。在全球化的时代,国有企业也必须扮演另外一个积极的角色,即增加中国的国际竞争能力。当时“抓大”的战略思想就是向日本和韩国学习的。在这些国家,大型企业集团在增加国际竞争力方面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记者:在金融危机之中,中国的一些大型国有企业主动走出去,收购境外大型能源、资源性企业,这将是一种常态?

    郑永年:西方的企业经过这次危机的优胜劣汰,一批企业倒闭,在危机之后生存下来的企业市场竞争能力会更强,中国的企业会面临更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

    记者:但是人们应如何看待国有大型企业乘机走出去? 

    郑永年:中国的很多制造业产品都已经走去了。但是集中在低附加值领域,牺牲了大量的劳动力,付出了环保等高昂代价,这对中国很不公平。提高产业的附加值是眼下最紧要的。这并不是说中国就不应出口具有传统优势的衣帽等制造业,产业升级不仅仅指不同产业之间的升级,也包括同一产业内的升级,意大利一件衣服的利润甚至超过国内上百上千件衣服,中国完全可以在这些传统产业进行产业升级,朝着意大利服装的方向努力。就目前来看,西方经历过了工业化阶段,而中国的工业化还没有完成,需要大量的铁矿石等基础原料。一些国企正在走出去,但还主要是资源外交。但即使在一些资源性收购上,中国也遇到了阻力。在国企走出去的路上,收购IBM这样的案例毕竟很少,大多数还是附加值很小,而且非技术创新型的。不过现在国有企业也在调整,飞机制造、汽车、造船、航天航空领域已有动作,如何去追求附加值高的领域和技术创新型的领域,这是面临的挑战。

    记者:划定国企可以涉足的领域,会有助于经济结构完善?

    郑永年:国企没有必要去挤占民营企业可以胜任的领域,比如房地产市场,否则这对国家没有战略意义。国家没必要把什么事情都交给自己人来做,否则效率受到影响。国有企业也要考虑经济理性,在商言商。政府一方面要把大量的空间让给非国有企业,另一方面可以用税收、货币政策等来规制民营企业。设定国有企业合理的边界、政企分离、有效防止国有企业对市场的干预、改革国有企业内部的企业治理机制、建设国有企业外部的监管机制等等,所有这些都必须通过有效的改革才能达到。有了这些制度,国有企业才会是国家强大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