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天性，从来就有两个方面，一面是性善、为公、清廉；而另一面则是性恶、自私、贪婪。

    不论古今，为官者既要有威信、威望，又要有威严、威仪。但为官者“威”自何来？是来自为公、清廉还是自私、贪婪，是靠施仁政还是靠颐指气使、耀武扬威？答案只能是前者。

    宋人笔记《墨客挥犀》中说：包拯任知府，众吏近前请讳。包拯问：“什么是讳？”吏回禀：“大人祖先之名，我们说话应当避开的，这就是讳。”包拯瞪着两只发怒的眼睛：“我没有什么讳，只讳吏人有贪赃污名之辈！”众吏战战兢兢地退了下去。

    包拯之“威”实际上就是从这“惩腐崇廉”而来。宋朝民间有句谚语：“关节不到，只有阎罗包老。”包拯那里是谁也打不通关节的，连太后、公主也无可奈何；搞贿赂拉拢那一套更是白日做梦。一句话，人情关系之路在他那儿走不通。如此一个包拯，“威严”则不树自来。

    为官者当有此“威”，至少像包拯这一类清白之官的身上要有此威。他们的威厉也罢，威严也罢，并非做给小民百姓看的，那是要官衙里戴乌纱者，或与这些人有关系有来往有勾结的人明白，本府衙既没有歪门，也没有邪道。王子犯法，与民同罪。用今天的话说，即“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当今有些官员为贯彻上边的指示精神，有时也在讲话中、文件上说些“狠话”，可是听讲话或看文件的人，一点也不把这种“狠话”往心里去，尤其没有那种忐忑不安的感觉。原因是，类似的“狠话”已经听了多遍，狠说不一定狠作，要真狠作，讲话的人就可能是“施狠”的对象。他敢吗？

   这种官员无“威”可言，无“信”可守。于是有些地方的会场上，报告与鼾声共鸣，有的人明目张胆地歪在椅子上睡大觉；有些文件虽一级一级往下发，但没有多少人认真阅读。有时一天就有各级领导机关下发的十几份甚至二十几份文件，按规定有关领导要逐一传阅。有人搞了一个“恶作剧”：将其中三份比较重要的文件，用浆糊粘上了几个页角。文件传回来后，所有领导都签了“已阅”字样，可是那三份粘了浆糊的文件，页角仍然原样粘着。

    既然“威”从清廉而获，可是当今那么多官员不廉无“威”，难道是他们不明白这个道理吗？肯定不是。借用古人一句话，他们大多是“识得破，忍不过”。其实所谓“识得破”，那也多半是自欺欺人，实际上他是无所“识”，识者并非仅仅明白纸面上的道理，那种“明白”，如学生应付考试，或是应付官场讲演、或做官样文章。真正的“识得破”，总是要在实践中验证：任何情况下，行为都不会失控，且于践行中进一步体验、感受、领悟。这才叫真的 “识得破”。行为“不失控”，也就没有了“忍不过”一说了。

    此外，领导人的“威”也来自“畏”。一个敬畏人民群众，敬畏党纪国法，敬畏祖国和民族的神圣事业者，对待社会担当，群众期望，工作责任，就会小心谨慎，清廉律己，秉公行事，大事不糊涂。其实一个“清廉律己”，一个“秉公行事”，就足以形成一个领导人之“威”了。正如古人所说：“吏不畏我严而畏我廉；民不服我能而服我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高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