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8月以美国雷曼兄弟为代表的华尔街金融帝国的崩溃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大海啸爆发以来，世界各国都开始关注和这场金融风波有紧密关联的三大类问题：一是全球金融市场和货币体系发展的严重失衡客观上给美国金融机构带来了“金融创新”滥用的外部环境，二是经济全球化环境下不断推进的国际分工所带来的世界经济“严重失衡”的问题。三是一国（尤其是像美国这样的大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状况会对世界经济产生较强的外部“溢出效应”，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国际政策协调机制，就会造成其他国家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受到很大的遏制。而且，人们很容易看出，这三大类问题互相之间又存在很强的“相关”关系。虽然各国参与全球化的方式和程度各有不同，于是，对这三类问题的性质诠释和提出的政策建议也就非常不同，甚至在某些方面，还会出现“针锋相对”的冲突局面。比如，对贸易保护主义的认识和态度，对解决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方法等。

    这次，奥巴马出访亚洲一定程度上就是想在很多目前存在的“认识冲突”中来寻找亚洲所能接受的“共赢”的解决方法，甚至，在某些暂时存在与美国经济利益相“冲突”的问题上，可能会“软硬兼施”，迫使中日政府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能够做出实质性的“让步”。为此，我想中国的国情会让负责任的中国政府采取不卑不亢的应对姿态。事实上，正在“狮城”新加坡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政府都向世界、向来访的奥巴马发出了继续倡导“自由贸易”理念、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共同心声。但是，不管怎样，作为目前世界经济体的第三大国（赶超日本经济规模的格局成为世界第而经济大国也是近在咫尺）——中国，在这场危机中应该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在某些关键问题的处理上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改变对外依赖经济增长模式所需要的金融体系健全、深化的“保障”。

    所谓“被动”的状态，可以从我们现在的经济结构与上述这三大类问题的关系中找到，它也主要体现在相对应的三大方面：

    首先，改革开放30年为中国经济所积累的宝贵的财富，因为我们金融体系自身的脆弱性，无法在贸易和投资规模做大的基础上，让我们的货币参与到财富积累过程中，从而导致我们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通过对外贸易和外商在华的直接投资，给我们带来了世界第一的美元外汇储备，客观上让我们失去了自身管理自己财富的国内舞台；另一方面，又因为我们自身人才和经验的缺乏和美国政府的投资限制，所以造成我们管理外汇储备的方式非常单一，要么买美国国债，要么购买华尔街大名鼎鼎的金融机构所发行的“信用级别”最好的金融债，于是，在危机面前，无论哪一种投资方式都让我们失去了活用财富的主动权，我们只能投资于美国流动性最强、收益最低的“安全资产”，但今天却因为美国的金融危机——华尔街“倒塌”、美国政府“救市”急需用钱而无法有效地偿还对外债务，从而使我们自己巨大的外汇储备失去了“流动性”。

    第二，世界经济“失衡”是各国经济积极参与“全球化”的结果，只要经济全球化能够给世界带来比“锁国经济”更多、更多的财富，那么，世界经济“失衡”就不可能在这种有效地“国际分工”的市场格局下被消除，但是，我们看到欧美方面要求中国解决贸易顺差的行动一浪高过一浪，贸易保护主义也像这场金融危机一样来自于庞大经济规模的发达国家。在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今天，我们也更加感到中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内需市场的培育，从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欧美人称之为“大国的责任”）也已经刻不容缓。而要想在现有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真正解决这类富有挑战性的问题，没有强大的金融体系的支持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因为产业结构的转型意味着我们要开始迈向高附加价值的技术研发和服务开拓的领域，它们不像制造业那么具有标准化的特征，而是充满了不确定性（创业的风险），需要一大批专业化的人才团队和不断深化的金融市场以及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创新产品的支撑。在这方面，我们的“转型成本”——从制造业向技术研发和服务业转变过程，比美国现在摆脱危机所承担的“转型成本”——从金融业向制造业“回归”的过程要高得多。

    第三，由于中国经济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阶段，金融市场过度的开放和金融资产价格自由的波动都会影响中国经济有限资源的配置方向，又加上利率和汇率对制造业来讲是金融资源的要素价格，和原油铁矿石一样是“生产成本”，会直接影响到处于技术低端（平均意义上的判断）的中国产业在国际舞台上的价格竞争力。这样，在没有充分的内需市场来支撑中国企业的就业水平和财富创造能力、同时，也没有强大的金融体系可以作为分散风险的后盾的情况下，贸然加速人民币利率和汇率的自由波动，以及开放中国的金融市场都会有可能断送中国改革开放30年所带来的丰硕成果。90年开始日本金融危机、97年东亚金融危机和这类受过伤害的国家这次抵御美国金融风暴的脆弱表现上，都充分证明了以制造业为发展支柱的国家，金融体系很难做到和欧美国家那样的“发达”程度，因此，所有这方面盲目的金融自由化的尝试都会让自己的实体经济陷入灾难性的深渊。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由于汇率（利率）的刚性和中国经济对外依赖的紧密程度，使得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了很大的挑战。中国更加感到通过自己在国际组织中话语权的增加来加强国际政策之间协调性以减少“金融外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从某种意义上讲，走出这种被动的受外部“货币政策绑架”的格局，比如，不能轻易地在美国升息之前提前行动（这样会造成国际资本在中国市场进出的不稳定）等，就需要我们有一个自主的货币体系和与之配套的强大的金融体系。否则，经济好的时候，大量投机资本的流入所带来的越来越严重的“外汇占款”问题会加速我们资本市场的泡沫，会产生国内“滞胀”的风险；而经济下滑的时候，为了寻求像美国这样拥有“货币主导权”的国家所提供的“避风港”，大量的资本外逃会导致我们的金融体系变得更加脆弱，乃至发生金融和经济的“双危机”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