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的现状，就是我们深层次的体制问题的真实反映。

　　随着国家4万亿投资和今年将近9万亿元天量信贷的放出，中国的GDP数字越来越好看了。铁路、公路、基础设施的“铁公鸡”项目大规模上马，国企一掷千金争抢“地王”，国有煤矿在大规模地兼并民营煤矿，国企的挥金如土和炫目的公共工程堆出了漂亮的GDP。然而，这些项目并不能真正给我们带来就业和大多数人收入的改善。

　　与热火朝天的国企投资相比，中小企业的状况仍然在一天天恶化。最近国家统计局偶然透露的一个数字，让我们看到了那些聚光灯之外的中小企业的窘境。8月3日，国家统计局能源统计司发表分析文章称，2009年上半年，规模以下工业企业（即中小工业企业）用电量同比下降48.9%，而同期全国工业企业用电量下降5.9%。用电量剧降的原因，肯定不是中小企业能耗、技术的突然升级，其背后真正的原因，是订单的减少，企业的倒闭。

　　这种冰火两重天的状况反映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经过这一轮金融危机和国家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资源正在向国家一方聚集，而民营经济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这种打击来自很多方面，其中最大的因素之一则是税收。

　　税收增长并非喜事

　　大约从2009年5月开始，一场没有事先张扬的税收稽查风暴开始了。其原因在于金融危机之后，国家财政收入下降。2009年1～4月，全国税收收入出现罕见的连续负增长，这使得税务部门很紧张。于是，5月份稽查风暴开始了。尽管当时经济仍然没有走出低谷，但效果是立竿见影的：5月份，全国财政收入恢复正增长，与去年同比增长了5%，6月份这个数字达到了19.6%，7月份达到10.2%，而8月份则达到了36.1%，9月份32.9%。终于，税收又恢复了我们所熟悉的数倍于GDP的增速。

　　然而，在大规模税收增长的背后，支撑力量并不是企业经营状况的好转，更多的是一种“竭泽而渔”的税贡的增加。尽管国家一再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减负，但长期以来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为中小企业减负”成了政府部门的一句套话和空话。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税务部门面临着现实的任务压力，他们不得不加强稽查，对中小企业变本加厉地征税，而且企业的税外收费如工商费、质检费、城管收费、消防收费、街道收费、卫生防疫收费、环保收费、交通行政、安全收费，等等，层出不穷。被超额压榨的企业，经营越来越困难，这时候，包括江浙、广东一带的民营企业就不得不选择放弃，他们宁可把工厂关闭，将钱投入到房地产市场和股市。这些退出实业经营的民营企业的资金也成了今年房市、股市大涨的一股重要推动力量。

　　在我国传统的宣传思维中，财政收入的增长是一件大喜事。然而，当站在纳税人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无论如何是高兴不起来的。因为这些税是每个人的血汗钱。在当前这个房价飞涨、物价高企而收入却在减少、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时候，这些血汗钱对普通老百姓就显得格外重要。因此，我们有必要思考，我们的税收痛苦指数为什么会高居全球第二？我们当前的税收体制的问题到底在哪里？我们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税制？

　　优良的税制一定是轻税的

　　要改变经济增长的结构性矛盾，减税是最直接而有效的政策之一。

　　轻税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减税将减轻企业负担，增加企业活力，解决就业问题，提升社会财富，延长经济繁荣周期，并为国家财政提供源源不断的税源；同时，减税将使得进入房地产和股市的资金重新回流到实业领域，从而消除资产泡沫，也有助于房价理性回归。今年初，全国工商联向全国政协会议递交了一份发言稿，称：在2008年房地产企业的开发总费用支出中，流向政府的部分（即土地成本＋总税收）所占比例为49.42%。如果将政府附加在房价上的税费降下来，将会抑制房地产泡沫，降低房价，这将实质性地造福民众。

　　上世纪70年代末，美国、欧洲经济陷入“滞胀”。当时，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商学研究生院教授阿瑟·拉弗与白宫助理戈尔聊天的时候，谈得兴起，就在餐桌上画了一条曲线，解释税率与税收总收入的关系。他认为，税收并不是随着税率的增高而无限增高，当税率高过一定程度后，税收的总额不仅不会增加，反而会下降。1980年，里根在选举中以包括“拉弗曲线”在内的“供给学派”的经济政策作为竞选纲领，赢得了总统大选后，里根总统推动了以减税、私有化为核心的“里根革命”，使得上世纪80～90年代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的时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