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汉代的“文景之治”也完美地诠释了“拉弗曲线”。面对战乱所带来的民生凋敝、经济衰退，汉文帝上台之后推行了一系列“休养生息”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把赋税从“十五税一”大幅度降到“三十税一”。大规模减税的结果，不但人口增加、粮食生产和商业贸易大幅度增加，人民生活变得殷实富裕，而且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大幅度增加。据《史记》记载，经过“休养生息”，到汉武帝初年，皇家粮仓由于存放作为农业税收上来的粮食过多，以至于粮食都腐烂而不可食；与此同时，政府收上来的工商业税也使得国库空前充盈，京师的政府库房里钱财以千百万计，连串钱的绳子都腐朽断掉了。

　　中国历史上的繁荣盛世，无不是采用让利于民的低税制，而几乎每个王朝的覆灭，都与横征暴敛的高税制有关。历史和现实都在证明一个事实，大规模减税、休养生息、还富于民，是经济繁荣的不二法门。

　　2009年，我国出台了一些减税政策，包括影响深远的企业增值税的改革，使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型，这项政策的整体减税幅度估算超过2000亿元，但相对于超过6万亿元的税收规模来说，这样的减税幅度实在是杯水车薪。9月22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将中小企业所得税税基减半。但其实，小企业按20%税率缴纳所得税早已在2008年就已经实现。这种减税政策，不能说是直接减税，也不能根本性地解决小企业的生存难题。

　　我们当前需要的是大幅度的普惠性的减税。包括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营业税、个人所得税、消费税等税种，都应该大幅度地降，把我国建成世界上税负最轻的国家，这样才能真正刺激经济的发展。藏富于民，并建立纳税人与政府之间良好的互动关系，保证经济社会持续增长和发展，能给政府税收创造可以长久支撑的牢固基础。

　　优良的税制一定是纳税人主权的

　　然而，政府自有其行为逻辑。政府的项目一旦上马，很少有下马的可能。政府的各项开支也很难压缩，政府的公务员系统也基本上只有一个趋势，那就是膨胀、膨胀、再膨胀。在政府开支不断膨胀的情况下，税务部门只能向企业和个人不断收取。

　　就基本的税制来说，我国的税制基本上是国家本位，而非民众本位。在制定税收政策的时候，多从如何保证国家有充足的预算角度来考虑，而并非从富民角度来考虑。例如，在2009年“两会”上，本来应该讨论提高个税起征点的问题，但由于当时财政收入下滑，这个问题就搁置了下来。我国的税收制度脱胎于计划经济，规定的税收原则：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即便是在宪法里，也只是强调纳税人的义务，而没有提及纳税人的权利。

　　目前，我国的税收立法体制很混乱，真正由全国人大立法通过的税种只有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其他税种均是由国务院或其相关部门颁布。政府各种收费，则更加五花八门，随便一个低级别的行政部门，只要发个通知、文件、批复、函就可以冠冕堂皇地收费。实际上，是政府自己决定税怎么征，然后自己执行、自我监督。外力的监督根本不存在。在现有体制下，纳税人所缴纳的税费是被动的，通常是由政府部门关门制定一项政策或条例，再下发一个通知，就可以合法地收费。政府到底应该花多少钱，怎么花钱，纳税人根本没有权利过问。

　　要改变当前税收体制的弊端，长远来说应该通过体制改革，赋予纳税人完整的权利。比如，纳税人的代表机构人民代表大会，要真正履行其职能，制定税收方面的法律只能通过人大，而不能通过其他机构；人民代表大会真正拥有对政府机构的监督权、审计权和对主要部门负责人的人事任免权，并有权追究政府的责任，真正落实人大的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

　　就当前来说，可行的途径是，加强人大的监督职能，并逐步把各个政府部门与税收有关的立法权收回，并禁止任何行政部门发布收费文件、通知等，逐步将名目繁多的收费项目并轨到税收中来。

　　通过人大，可以一方面组织专家审查现有的税收政策和税率，提出大规模的减税方案，并提交全民进行讨论，并通过人大立法确认。

　　对因减税而可能产生的财政赤字问题，则通过人大审查政府部门的年度预算，大力削减一些无关紧要、浪费严重的项目，大力精简政府机构，裁减公务员数量，将一些可以社会化的政府职能取消或者外包。

　　而当前最有条件做的，应该是建立政府部门的预决算公开制度，让各个政府部门将预决算执行情况随时在网络上公布，接受公众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