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市值首富”到“价值首富”

　　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首富是股市制造的“市值首富”，而比尔·盖茨等却是由理念创造的“价值首富”

特约撰稿 张小平

　　一个毫不相干的人，干了一件看起来十分不靠谱的事情，却意外地让越来越多的人持续关注并津津乐道。这就是英国人胡润和他每年发布的中国大陆百富榜。

　　从2003年以来，除了黄光裕有过蝉联首富的经历之外，几乎每年都会诞生一位“黑马首富”：2003年是“IT新贵”丁磊，2006年是“纸业女皇”张茵，2007年是“女承父业”的杨惠妍，而今年则是“电池大王”王传福。

　　一方面是“首富”称号的频频易主，另一方面则是在金融危机冲击下首富们账面价值的节节缩水，再加上10年来共有48名上榜富豪发生重大变故(其中被判刑的16人，尚未宣判的3人，正在被调查的10人，下落不明的7人，曾被调查过的7人，去世的5人)，“百富榜”一度被大多数人看作是“杀猪榜”。

　　而相比于中国富豪们的大起大落，微软总裁比尔·盖茨却是曾经连续13年登上世界首富的宝座，“股神”巴菲特也常年在福布斯世界富豪排行榜位列前茅。尽管美国富豪中也有许多人经历过起起落落，但他们却远没有中国富豪这么起伏跌宕。

　　为什么中国的富豪们总是像过山车那样上上下下，而美国的富豪们却相对能做到“基业长青”？很多人把这个解释为体制原因，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顶级富豪与美国的顶级富豪，在对财富的理解以及赚取财富的路径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异。

　　仔细研究当前中国富豪问鼎“首富”的案例，不难发现他们在由富豪走向超级富豪过程中，往往出于一系列偶然事件的叠加，而不可能像比尔·盖茨与巴菲特那样始终有一个明确的价值理念作为支撑：中国的富豪，大多数是借助于股市波动所带来的外部效应；而比尔·盖茨与巴菲特等美国首富，则更多是因为他们能够凭着独一无二的价值理念，并有效避免外部环境波动造成的财富缩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首富是股市制造的“市值首富”，而比尔·盖茨与巴菲特等美国首富却是由理念创造的“价值首富”。

　　2003年，丁磊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首富，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纳斯达克回暖。尽管2000年网易便登陆纳斯达克，但由于迟迟无法盈利，公司股价一直在0.8美元上下波动，很长时间没有超过1美元。但到了2002年，由于中国进入了短信爆炸时代，恰逢其时转型做短信和网络游戏的网易，自然而然获得了巨大成功。

　　其后的两位女首富——张茵和杨惠妍，都是因为其名下的玖龙纸业和碧桂园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戴上首富桂冠时，张茵的财富为270亿元人民币，杨惠妍更高达1300亿元人民币。

　　而2009年，王传福之所以能成为中国首富，主要原因也是由“巴菲特效应”带来的比亚迪股价暴涨——2008年9月，巴菲特旗下公司以18亿港元收购比亚迪10%的股权，引发全球关注。在 “股神”光环的照耀下，比亚迪的股价开始一路走高。到今年9月29日，比亚迪公司股票自巴菲特宣布入股时的每股8港元，上涨到了41.65港元。到胡润百富榜公布时，市值已达到1200亿元，王传福拥有27.83%的股份，身价达到350亿，一跃成为中国的新首富。

　　1999年，比尔·盖茨撰写了《未来时速》一书，向世人展示了计算机技术是如何以崭新的方式来解决商业问题的，盖茨也正是凭着这一独特的商业理念使得微软始终屹立不倒。“股神”巴菲特能在1965-2006年的42年间，让自己旗下的伯克希尔公司净资产的年均增长率达21.46%，累计增长361156%；同期标准普尔500指数成分公司的年均增长率为10.4%，累计增长幅为6479%，靠的也是理念的独特魅力。只不过，前者的理念来自对商业世界的独特洞察，后者的理念来自于对“价值投资”理念的灵活运用。

　　由此看来，中国经济要由“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要靠创新；中国首富们要从大起大落走向“基业长青”，也要靠创新——而没有理念内涵作支撑的创新，绝对不是能够持久的创新。

　　可喜的是，在新一届首富王传福身上，我们已经开始看到这种价值理念的显现。近年来，中国政府开始对清洁能源做出郑重承诺，中国领导人甚至通过了一项计划：3年之内让中国成为混合型和全电动汽车的全球主要生产国之一。王传福的电动车顺势而为，从而得到飞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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