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家还是理财家
最近看到一本书,题为《中国古代五大改革家》,一看目录,不禁哑然失笑。原来五大改革家是指商鞅、桑弘羊、刘晏、王安石、张居正。为什么要笑?是因为五人之中有四人在历史上都扮演了同样的角色——解决国家钱不够花的问题。汉武帝要打匈奴,国库无钱,富人又不肯出钱,只有一位贡禹拿出了一点钱,其他富人都在一旁看热闹,气得汉武帝火上房,大发雷霆。于是出现了桑弘羊,发明了盐铁禁榷,解决了军费问题。唐代中叶,发生了安史之乱,此后动荡不止,军费激增,国库空虚。于是刘晏又应运而生,他最大的成功,就是使榷收入倍增,从而使财政收支大为缓解。北宋朝中后期,军队人数增至125万,又接连死了两位皇帝(仁宗、英宗)财政上出了赤字。于是王安石又破颖而出,他重新举起桑弘羊的旗帜“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建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从此官僚机构名称即可看出,此次“变革”又是朝着钱去的。而变革的结果,财政上确有一时的好转。但北宋在五十年后即灭亡,当时在召上的又恰是王安石的同党,可见“变革”是促进了北宋灭亡的。明朝与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打仗,旷日持久,越打越吃力,军费越来越多,钱(白银)又不够花了。于是张居正又来改革,稿一条鞭法。其最可称道之处,也是给国库增加了收入。
有人抱怨改革家不得好结果,我想,或许这与被人称为“改革家”的人大都是理财家有关,他们“改革”的结果,归根结底都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怎么不遭人恨呢!想要好结果也实在不容易。难道中国的改革家应当都是理财家吗?都是“敛财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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