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8日，山西临汾襄汾发生“9·8”溃坝惨案，265人死亡，导致刚刚接替于幼军出任山西省长不久的孟学农去职，原国家安监总局局长王君到任山西担任省长。因为官员的政治生命和矿难直接联系在一起，成为高悬在山西官员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因此防止重大矿难，确保煤矿企业安全生产就成为压倒性的政策目标。在这种背景下，2009年4月，山西省政府发布了《山西省煤炭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试图以加快推进煤炭资源整合和企业兼并重组的方式，做大规模，强化国有或国有控股煤矿的绝对主导地位，以此来提升煤炭行业安全生产形势。根据山西省政府提出的目标，到2010年，全省仅保留1000座煤矿，兼并重组整合后的煤炭企业，规模原则上不低于年产300万吨，单井生产规模原则上不低于90万吨。根据预定进度，兼并主体与被兼并方、控股企业与被控股方、收购单位与被收购方都要在9月底全部完成正式协议签订，10月底基本完成主体企业到位和证照过户换发工作，11月份全部通过验收。

而在事件的另外一端，原来很多日子滋润的中小煤窑的开采者，承包者或者投资者，也就是俗称煤老板的群体的采矿掘金梦想忽然破灭了，他们当中大部分的采矿权将被强行回收，矿井和企业被强行兼并，而他们投资的资产也被大打折扣。因为山西政府为此出台了详细的资产评估公司和评估方性规定，煤老板们并没有平等的谈判权，当然更谈不上说不的权利。据悉当地资产评估公司对各家小煤矿的资产评估结果出来：年产15万吨的煤矿资产基本上在 4800万元左右。按照山西省的有关政策，此次小煤矿被并购的补偿分三块，资产、已缴纳矿山资源费1700万元的返还和其他损失补偿，加起来每座投资亿元以上的小煤矿能得到5000万元—8000万元的补偿。这些估价和市场估价以及煤老板们的期待相比，都是大打折扣。甚至补偿款一次性付给被兼并的企业也不可能，只能是先付一部分，而后分期付款。煤老板这个曾经被中国媒体描绘成爆发户和奢侈消费代表的群体，在山西政府的强势主导下，同样在媒体的惊呼声中，一代山西煤老板似乎就要退出舞台了。

当然，山西省政府方面希望强调的，这是一次充满市场化特征的资源整合运动，是用现代企业治理架构改造原来粗放的小煤窑生产模式，他们并不希望被简单的套以煤炭领域的“国进民退”。因此当地一些官员辩护说，煤老板们也可以以股权的形式入股政府为主整合而成的煤炭企业，获得股权收益。如果说国进民退多少沾染一些意识形态色彩，利益相关方可以根据需要肆意解读。那么从保护产权，维护合约信用的角度来看，这场所谓的煤炭资源整合和企业重组的真相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了。一边是强制性政策、强势的收购方国有大型煤炭企业，另外一边是没有多少谈判能力，背负重大道德压力的煤老板们，结果是可以预见的，那就是原来签订的合约被废弃，政府信用折损，而煤老板们的产权被践踏。在实际运作中，当地官员也承认“利益的平衡分配无疑是最困难的。被整合的煤炭企业预期太高，对评估的价格有差距；市场定价与政策定价有差距。”

强行收编煤老板，表面上可以快速推进煤矿资源的整合，但是这种没有充分按照平等意愿，没有经过充分谈判协商，也没有按照法律程序确定的做法，将来是后患无穷的。

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疑问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回答，一是国营矿难难道就会比私营矿难少吗？大型矿井的矿难难道就会比中小型矿难少吗？根据2002年4月以来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通报的７起特大煤矿安全生产事故为例，7起中至少有4起是老牌国企，分别是安徽省淮北矿业、黑龙江鸡西矿务局、四川攀枝花矿务局和河北省开滦集团。

另外为了提高煤矿的安全，除了这种对中小煤窑的收编，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人命关天并不是对政府的无限授权。为了安全生产，政府可以遵循法定的程序，设定必要的行业标准和安全生产措施。而没有必要以产权的形式来直接贯彻政府的意志。再说，煤矿企业的安全生产问题，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这和地质条件，企业组织，矿工安全意识，乃至当地的社会经济条件都有关联，政府可以在和安全相关联的各个方面展开引导和教育，而不是以行政权力的粗暴的推进来整合当地的煤炭产业。

这就需要地方政府提高现代公共治理水平，在相关利益主体充分有效参与的情况，在各个不同的政策目标进行权衡，并符合既定的行政程序。而不是以“连坐”或者“陪绑”的方式恣意的行使权力。一个网吧失火，全国网吧都停业的粗暴的管理方式是和现代社会对政府职能的要求不相称的。政府对原来招商引资合约的尊重，政府对企业主体公平谈判权的维护，以及政府对公共政策引发的利益损失的合理补偿，都需要通过现代公共治理的风格体现出来。

让人欣喜的是，在这次山西煤炭资源回收事件中，一些行业组织和利益相关的第三方政府开始参与表达。比如山西省浙江企业联合会通过认真的调查，给山西省政府递交了一份《关于在兼并重组活动中切实维护浙商煤矿企业合法权益的紧急报告》，《报告》中说，近来在山西投资煤矿的浙商，“总是投入巨资给自己的煤矿配置了各种生产设备和安全措施，使煤矿的生产能力、安全水平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山西省煤炭行业的发展，但是不少煤矿在刚完成基础建设，准备开工时，却不断遇到地方政府的停产令——最常见的是政策变动，地方政策每年都要发文件，要求提高煤矿门槛，包括提高单井规模、提高煤矿产能、提高安全水平等，而这些政策往往是前一次的建设还没有完成，又要按新的政策去投资建设矿井。报告认为，政策变化是浙江投资者最大的风险。据悉浙江省政府已经派人到山西谈判，要求山西省政府“就非法强买煤矿一事给出合理解释。” 这次牵涉山西煤炭重组的煤老板们，除了本地投资者外外，还有来自浙江、福建、海南、云南等多省份的投资人士。希望看到更多的地方政府利用其行政管道，来维护企业的正当权益。

当然，在有关煤老板事件中，公共舆论也有需要检讨的空间。很多评论人士习惯于从道德或者文化的角度对煤老板进行口诛笔伐，给小煤窑列出了四宗罪，浪费资源、污染环境、草菅人命、腐蚀干部。但是对当地的市场环境问题，制度层面和监管层面的问题，却缺乏必要的审视。甚至知名的财经评论人士叶檀女士在其“煤老板，为何无法成为企业家”的文章中也高举道德大棒，对山西煤老板大加指责，她说，“山西盛产煤老板，却鲜见企业家；煤老板为什么当不成企业家，因为煤老板一无商业文化内涵，二无信仰，三无创新精神，我们看待煤老板现象如同看待一场瘟疫，不明白如此野蛮的经济组织和经济现象如何在现代社会重演。” 真不明白叶檀女生的这种大失水准的指责和她以往文章的品质如何对应起来？

笔者不想从道德层面说事，更不想从道德层面为山西煤老板辩护。但是我觉得那些认同产权和法治等市场经济内在规则的人们，需要对行政权力进行必要的提醒，而不是一味的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