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监会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动向，真正被挠着了痒痒的，应该是银行的资本生成机制。

补充银行资本充足率，如果除了银行间的交叉次级债就不外乎从股市再融资，那么，股市对新一轮圈钱潮的恐惧也就不是没有来由的了。不是吗，除了已公告融资计划的浦发、民生、深发展和 招商银行之外，根据 申银万国的测算，今年上市银行按不扣减次级债计算整体资金缺口就有216亿元至798亿，如扣减次级债，则将达到2062亿元至2645亿元。你说，这对于正在面临IPO重启和创业板推出双重扩容压力的股市，意味着什么？

资本充足率令人堪忧的现状，也不能不引发人们对信贷收缩的担忧。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增贷款7.35亿元，是去年同期的3倍。与此同时，上市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却随之而降。半年报显示，14家上市银行中，除深发展以外，其他13家银行资本充足率较去年底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从核心资本充足率来看，14家银行相较去年底水平全部下降。其中， 兴业银行、 中信银行、北京银行、宁波银行资本充足率都下降超过2个百分点，核心资本充足率下降也均超过1个百分点。目前华夏银行、深发展、民生银行和招商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均低于7%，浦发银行更是从5.03%降至4.68%。这一方面固然说明，银行资本充足率的下降与信贷的过度放大有着很大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表明，在提高资本充足率的问题进入银行监管视线焦点的情况下，信贷的收缩势将成为首当其冲的主要目标。

资本充足率反映商业银行能以自有资本承担资产损失的程度。规定该项指标的目的在于抑制风险资产的过度膨胀，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债权人的利益，保证银行等金融机构正常运营和发展。显然，把银行资本充足率补充机制提上议事日程，本意是为了提高银行预防和抵御风险能力的治本之道，不是让股民来为银行埋单，更不应用牺牲经济增长作为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的代价。可是，多年来，我国一些形式上已改制而实际经营机制尚未真正改制的商业银行，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还是停留在“要我补充”而不是“我要补充”的层面上。在普遍依赖剥离不良资产和上市融资勉强达到了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之后，每每出现提高资本充足率的需要，不是向股市伸手再融资，就是向政府要政策。用发行次级债弥补资本充足率，就是这样产生的一种名为金融创新实为夹道里求变通的方法。

最近五年，我国商业银行为了扩大规模和做靓财务指标，竞相采用发次级债的方式来弥补资本充足率。截至今年8月，商业银行已发行次级债达到2316.5亿元，为去年的3.2倍。14家上市银行的次级债余额约为3766亿元，据监管机构调查，其中大约有51％的次级债为银行交叉持有。这不仅意味着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实际上存在水分，而且还各银行之间你靠着我我靠着你的是一道道薄薄的板墙，一旦某个银行遭遇风险，势必“马行夹道，无以回马”。

靠发次级债，无法解决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问题，需要通过多种渠道，如增发等方式，扩充核心资本。尽管我们不应把上市融资或再融资简单地视之为圈钱，但是，当上市银行几乎无一例外地把股市当成补充资本充足率常备仓库的时候，就不能不问一问，他们有没有考虑过如何回报投资者的问题。以浦发银行为例，上市9年来，浦发银行总共从A股市场上融资超过235亿元，这还不包括其多年来发行的各种债券。而浦发银行上市至今的9次分红派现，累计不及53亿元，与融资额相比还不到23％。

如果资本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话语权，那么，银行通过资本市场融资的方式补充资本充足率未尝不是一种理性选择。从道理上讲，强化资本对银行的监督机制，将有利于银行改善内部治理，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从而使资本回报率逐步提高到投资者所满意的程度。但在市场资源的分配还没有真正市场化的情况下，股权融资成为银行补充资本充足率的主要渠道，不仅失去了在争取资本支持的同时强化资本监督和改善内部治理的意义，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反而使得银行原来就在滋长的内部人控制倾向更加有恃无恐。银行不仅习惯于把股权融资当作资本充足率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补充源泉，不会去重视内在资本生成机制的培育，以至于刚刚得到提高的资本充足率不用多久就又被降低了下去，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向资本市场伸手。这正是我们以往在某些上市银行的再融资动向中一再发现的一种带有倾向性的问题。

有识之士认为，银行补充资本充足率，不能满足于当四处化缘的伸手派，应当立足于资本生成机制的培育，这不仅关系自立能力和竞争力，更是关系到有没有抗风险能力的大问题。这也是巴塞罗那协议将资本充足率作为对银行最基本衡量指标的真意所在。银行只有立足自身，不断改进经营管理水平，降低不良资产损失，多方面提高盈利水平，使盈利转增核心资本成为生生不息的提高资本充足率的基本途径，，才有可能谈得上处变不乱，处乱不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