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困局：风来了，心乱了

　　在一次被问到“你最担忧什么”这个问题时，新首富王健林一改平素硬朗强势的作风，这位深谙“富贵险中求”的企业家低着头思忖了会儿，轻叹了口气，破天荒地以“哎呀”这个语气词开场作答，“最希望国家安全、政治安全、经济环境要安全”。

　　再被追问，“马云前些日子说，打败你的可能不是技术，而是一份文件。你最害怕什么样的文件?”他竟然又用了“哎呀”这个词，“作为民营企业，可能我和马云的担心的都是一样。我希望文件越少越好，或者说文件要多，多的都是更进一步开放的文件，不希望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就怕这个。”

　　——这或许是民营企业共同的担忧，王健林也不例外。

　　风向哪里吹?

　　近年来，政府各个部门对经济活动的调控越来越频繁。然而，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提高了未来的不确定性，这让很多民营企业家们疲于应对，甚至感到不安。有调查显示，近八成(77.6%)企业家认为国家政策变动对其企业的影响程度较大，其中有24.3%的企业家认为“非常大”。

　　而对于国家大力调控的房地产行业，其受政策影响的程度更大。调查的21位房地产企业老总中，有19位表示政策变动对其企业影响大，比例高达90.4%。其中9位认为“影响比较大”，10位认为“影响非常大”。

　　此次调查发现，很多企业家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即在经济环境、政策环境、法律环境、舆论环境和市场环境中，目前民营企业在中国面临的最大的挑战还是政策方面的问题。

　　为了避免政策风险，中国企业家需要花费很多精力去研究文件。而这，竟然成为企业的一种“本领”。浙江省工商局长郑宇民曾总结说到，浙商的成功经验是：一、听党的话，二、按市场规律走。他讲了一个故事：领导到鲁冠球 企业视察，问鲁冠球需要什么。鲁冠球说，我不要政策，不要项目，不要资金，我只要看文件。从此省委机要室多了一个省厅单位送文件的部门，而鲁冠球就多一个阅读红头文件的权利。

　　以上提到这位将浙商看成自己人、被网友誉为最给力的工商局长，却一再倡导在民营企业内建立党支部，他认为，“浙江民营企业建立党支部起到的是眼睛的作用，帮助民营企业看准方向。在中国这样的政治经济体制下，把握不住政策动向，就像盲人。” 可见，在中国当前环境下，这是民营企业的不得不学会的生存哲学。

　　但是，企业每一个行为都要成本，常常出现的情况是，企业刚刚吃透一个文件，大张旗鼓按照文件精神做事情时，另一个文件又来了。从一个风险中走出来，很可能就是在走向另一个风险。

　　对政策的不确定性，造成了一些企业家畏首畏尾。一位教育领域民营企业董事长在访谈中如是说，“前两天有个基金要投我们，其实教育机构上市也挺多的，我主要还是不太想干。我这几年非常矛盾，是撤还是继续干?继续干的话，你就非常艰难。一个是(政策)风险非常大，一有任何风吹草动就没有你什么事了。另外，我们这个机构组织，无论是经营的风险，还是财务的风险，或者是意外事件这种风险的话，都有可能是灭顶之灾。”

　　惊弓之鸟

　　面对以上困局，中国企业家非常渴望各种政策趋于明朗。但是因为曾经变数太多，即便面对晨曦，他们依然不敢昂首阔步。

　　从整体上来看，当前中国的宏观政策在逐步趋于明朗，且向着企业家们的所期望的方向发展，比如强调市场、政府转变职能。

　　比如，自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强调“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自此，国企民企融合成为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重头戏。

　　作为混合所有制是国企新的改革方向和路径，在企业家的反应来看，它却并未“俘获”民营企业家们的“芳心”。

　　在前不久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在作为论坛板块之一的“放松管制与民企机遇”讨论会现场调查显示，对于目前的政策和改革有近七成企业家持“不确定”和“观望”态度。另外，超九成的民营企业家担心，进入垄断行业后没有话语权，或开放行业利润太低。民营企业家们也不认为其参与垄断行业的最佳时机已经到来，一半多企业家选择“暂不进入，等待制度明朗”，这凸显了他们在面对市场大蛋糕的绝对诱惑时的矛盾心态。

　　民营企业家为何对参与国企改革缺乏热情?

　　上述现场调查其实揭示了部分答案。三中全会对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部署只是一种原则表述和框架性的制度设计，还缺乏相关的法律和制度设计，以及具体方案和措施。在没有这个东西出来给民企吃“定心丸”前，一个现实的问题是，作为小股东，民企很怕进入垄断行业之后还会按照国企原有的规则来运行，这必然会使民企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除此外，民企过去受到的不公正对待至今让企业家们心有余悸。

　　无论从现实还是历史来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要达到目的，关键在于政企分离。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未来发展的方向，但前提条件是国有企业要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权力分开，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如果不分开，民营企业就会陷入被动局面。权力在国有企业手上，哪怕企业只有1%的股份，但因为它代表的是政府，所以，从道德上就显示出优势，在中国这种大环境下，对民营企业家会形成一种道德上的压力，这还不论很多国企让民营企业进来，就是为他们承担负债，企业还是由国资和政府控制。

　　要激发民营企业家参与国企改革的热情，使混合所有制取得最终成功，国家必须高度重视企业家们的担忧，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改善方案，不能让民企再次成为“陪葬品”，打击他们的信心。

　　如何破解不确定的未来

　　据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在融资难、人工成本上升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之下，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总指数得分仅过及格线(62.5分)，并且民营企业家的安全感自评得分也仅为6.09分(10分制)。

　　在调查中，部分企业家表示对“政策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感”和“人身和财产安全没有保障”担忧，这也是当前促使许多企业家移民的主要原因。姑且勿论这些焦虑有否必要，但企业家的这些担忧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以对人身和财产安全的担忧为例，尽管我国从《物权法》等多个层面在不断完善对私人财产、企业合法权益等方面的保护，但曾成杰、吴英、兰世立等人的遭遇，在暴露我们在这方面做得仍然不到位的同时，也加重了企业家们的担忧。因此，如何消除企业家的不安全感、重塑商业安全边界，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

　　其实，中央政府一直在不断地强调要坚定不移地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激活民间资本创富的活力。这表明了政策上肯定不会走回头路，反而透露出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具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我们已经不断地通过简政放权、打破垄断等层面的努力，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环境，但要消除广大企业家的忧虑委实还需下更大的功夫。尤其是要从制度层面入手，进一步打破困扰企业发展的融资、准入等方面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使各企业群体能够公平地享用各种资源，同时要从法制层面加大对产权的保护，让企业家能够安心地去做大做强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