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地怎么办

　　亿亩污染耕地，治则难，不治则贻祸，怎么办?是彻底修复还是仅进行污染物阻断?这是中国在水污染、空气污染之外的又一大环境难题

　　◎ 财新记者 刘虹桥 | 文

　　耕地污染终于站在了中国舆论的风口。

　　中国现有耕地20.27亿亩。4月17日，环保部向社会通报全国土壤污染状况，按照公报，有19.4%的耕地点位超标(即所有耕地点位所取的土壤样本中，有19.4%的样本为污染土壤)。

　　上世纪90年代，环保部通报数据就显示中国污染耕地约1.85亿亩。其时，中国土壤超标率为10%左右，显然，19.4%的点位超标率意味着中国土壤污染数据的大幅跃升。

　　对于人口全球第一、人均耕地仅为全球平均水平40%的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天大的坏消息。

　　耕地是民本，更是国脉，也一直是上下五千年中国史众多矛盾的交汇点。困扰现代中国社会方方面面达数十年之久的18亿亩耕地红线，即是明证。尽管粮食产量已不再是大问题，但粮食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一直是中国社会的头等大事之一。

　　众多的耕地被污染，怎么办?中国需要答案，但还没有找到。

　　世界上从未有一个大国面对过像中国这样严重的耕地污染问题。发达国家由于实施土地私有制，土地所有者出于对自身权利的绝对捍卫，使土地在经济快速发展期避免了大面积污染。但中国数十年的经济粗放发展带来了恶果，问题之严重在近年才被确认。

　　摆在中国面前的一个现实挑战是，对于大规模被污染耕地，全世界范围内都没有经济有效的修复措施。近观日本，33年投入巨资，最终只能以“客土法”治理神通川流域的重金属污染，且仍留下众多后患。远观美国，超级基金管治下的数十万块棕地，仅有极小比例的重度污染场地得到修复，大量污染耕地或被闲置，或通过成本相对较低、修复周期漫长的植物、生物等方法进行修复。

　　对中国来说，污染耕地数量大到无法采用高成本的“客土法”;人口众多、均地到户的现实，使大量弃用污地也难以实现。中国必须独自探路。

　　最近十几年来，中国官方和科学界均在探索污地破解之路，但答案尚远。

　　城市和城郊的工业污染土地倒是走出一条治理之路。由于城市土地连年升值，这让高成本修复土地成为可能，最终的受益者——地产商和地方政府，愿意直接或间接为城市污地埋单。但这一模式很难复制到中国农村的污染耕地当中。

　　耕地对修复的要求远高于城市建设用地，现有技术还存在不足。更重要的是，耕地修复的巨额成本谁来出?

　　学者认为，修复1亩耕地的成本在数万元至20万元不等，以平均10万元计，这其实相当于1亩耕地的200年收益(以每亩净收益500元计算)。用200年的收益来换取不一定能达到的修复效果，值不值?

　　治理难，但问题显然也不能放任。污染土地每年让湖南和江西等省份生产出数量巨大的“镉米”(镉超标大米)，更在部分地区间接带来环境疾病。土地中的污染还对地下水安全造成重大威胁。

　　无论如何，中国需要面对耕地污染问题，退无可退。故此，财新记者历时一月有余，采访了国家相关部委和科学界人士，力求全面呈现中国的污地难题，探讨可行的解决之道。

　　——编者

　　国际环境日前一天，2014年6月4日，环保部副部长李干杰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环保部门将落实“坚决向污染宣战”的具体行动，打好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役”。

　　“三大战役”的提法，出自环保部部长周生贤。在2014年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务院提出“我们要像对贫困宣战一样，坚决向污染宣战”。2014年3月下旬，周生贤在一次环保部内部讲话中，提出向污染宣战现阶段主要是打好“三大战役”。

　　中国城市的严重空气污染举世皆知，严重水污染更是老生常谈。但中国普通公众之前并未意识到，耕地污染正成为最新难题——其带来的危害(如食品污染、人体健康侵害等)不亚于前两者，治理则更加艰难。

　　2014年上半年，国内媒体上充满着关于土壤治理堪称浪漫的想象——环保部将出台《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该计划将催生数万亿元土壤治理市场。各路研究者开始在媒体上展示近年的治土成果，发表对这一约占中国环保市场一半以上份额的领域的乐观看法。

　　现实无情。除了部分城市化工污染场地因为房地产开发原因可进行实质修复，中国土壤污染的核心部分——亿亩级别的污染耕地是否要修复——尚无定论。因此，数万亿甚至10万多亿元的土壤市场，目前仅是一个概念。

　　财新记者通过一个多月的采访了解到，主管环境质量的环保部原则上主张对污染耕地进行修复治理，当然前提是先对耕地实施保护，防止新的污染发生。

　　但每亩高达10万元以上的治理成本由谁支付，以及当前技术能否真正治好两大难题，会对上述主张形成现实困扰。

　　直接主管耕地的农业部近年对耕地治理甚少发声。面对财新记者的询问，农业部方面以书面回函称，未来将对污染耕地进行分类管理，采取农艺措施、调整种植结构和划定农产品禁止生产区域等办法。细看上述措施，其实很少涉及对污染耕地本身的实质修复。

　　一位接近农业部、环保部的专家告诉财新记者，农业部内的一些意见是倾向于管控土壤污染，而非治理。“即便环保部、农业部内部，其实也没形成各自的统一意见，国土、科技等部委也有各自的看法。”

　　污染耕地怎么办，不仅在部委间未达成共识，就是在科学界也有不同声音，且各有论据，难分高下。

　　部委分歧

　　2014年4月，国土部与环保部联合公布《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

　　根据公报，全国土壤总点位超标率为16.1%。其中，耕地超标率最高，超标点位高达19.4%。

　　耕地污染形势初步明了，中国相关部委下一步的重要工作之一，或许是相互沟通，就“污染耕地怎么办”亮明观点，深入讨论。

　　2013年12月8日，环保部生态司司长庄国泰在2013中国环保上市公司峰会上表示，土壤治理市场规模一旦打开，规模或达几十万亿元。

　　由环保部主管的《中国环境报》2014年3月刊文，进行了更为详细的测算。该文称，在中国受污染的约1.5亿亩耕地(注：该数字为上世纪90年代的官方预估数字)中，中重度污染耕地大体在5000万亩左右(同为旧的官方预估数字)，仅修复这些耕地大约需要8万多亿元人民币。显然，庄国泰的表态是站在治理耕地污染的基础上。

　　然而，相较频频就土壤污染问题公开发声的环保部，主管耕地的农业部一直保持低调。但农业部有着自己的主张。据《株洲日报》报道，2014年5月26日，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湖南省副省长张硕辅、湖南省农业厅厅长刘宗林等，走访了茶陵县马江镇和平水镇的“万亩低镉水稻品种种植示范区”和“千亩酒用高粱种植示范区”。

　　张桃林等人此行，实际是为参加农业部在湖南株洲举办的“农业部重金属污染防治项目交流汇报会”。在这次汇报会上，来自农业部、中科院、中国农科院及湖南、江苏、广东等七省的专家介绍了各自解决农田重金属污染问题、防治镉污染的经验。

　　总结各地经验、探索耕地污染治理的“株洲模式”，正是该会议在株洲举办的重要原因。所谓“株洲模式”，即是将污染土地分类管控，划分为低度污染区、中度污染区和重度污染区，然后分别采取农艺措施调节、农作物种植全过程管控、换种农作物等措施。

　　细究“株洲模式”可发现，上述措施并不过多直接涉及对耕地本身污染的治理和修复，其思路是管控污染进入农作物或管控污染农作物不被人食用。

　　“株洲模式”还是农业部授意在湖南进行的试点项目的一部分。2014年4月，财政部、农业部对外宣布，将在2014年启动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综合治理工作，并在湖南长株潭地区率先启动试点。试点面积170万亩，计划3年-5年内实施。中央财政在2014年拨款11.5亿元，湖南财政亦相应投资。

　　青岛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副院长王凯荣认为，政府层面尚未对污染耕地的修复治理目标达成共识。到底是要将污染物从土壤中去除，使耕地得到“净化”，还是应当采取相对缓和的方法，将污染控制在允许范围，以保证农产品安全，各级主管部门之间分歧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