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酬待遇低也是他们不愿回来的原因。如今深圳用工每月底薪约为1000元，东莞是880元，加上加班提成，每月不超过1600元。这种薪酬水平与中西部地区相比已无优势可言。伴随着近年来经济发展以及国家4万亿元投资计划的拉动，一些传统劳务输出地的就业机会增多，不少务工人员宁愿留在当地找活儿干，即使待遇低点儿，也不愿再外出谋生。

    还有人把这种转变称为“金融危机后遗症”：过去，农民工基本只考虑收入问题，但危机中的大裁员让他们意识到，工作的稳定更为重要。所以在选择新工作时，他们考虑的因素开始增多，比如公司性质、发展前景、劳动保障等。

    正如东莞一家电子企业的人力资源主管所说，现在并不是真无人可用，而是你的竞争力、吸引力不够，人家不来了。要想改变目前的“民工荒”，重新赢得打工者青睐，当务之急是企业经营者转变观念，不再短期利益至上，把打工者仅仅视作廉价劳动力，多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去考量企业的竞争力。

    事实上，一些企业已在尝试打破僵局。比如有企业改善了员工的住宿条件，增加了福利；还有企业开始给员工提供独立卫生间、免费早餐。不少专家提出，还应贯彻《劳动法》，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才是长久之计。

    但国际金融危机仍然让不少企业主心有余悸，“有限回暖”使他们不敢轻易增加用工成本，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订单尚不稳定，一年内的生产任务不平均，频繁减员和招工难以避免。为降低风险，企业更倾向于招收“短工”。问题是，即使企业靠“短工”过了今年这一关，如果不改变对农民工的传统观念和管理方式，企业将摆动在“订单荒”和“用工荒”之间，受制于人，被动应付，何谈企业的发展与进步。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德文曾表示，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的管理是属地化管理。即劳动力在哪里打工，就是当地人口的一部分，其低保属于当地政府管理范畴。目前国内农民工尚未开始属地管理，在全球金融危机中，一旦被裁失去收入，缺少基本生活保障的他们，不得不回家或另寻就业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一旦有大量的用工需要，当地没有足够人力资源储备，只能等待一段时间，才能招到足够的人手。而往往订单又不等人。

    从国际情况看，金融危机尚未见底，在外向型企业集中的地区，劳动力市场还将受不稳定的订单左右，就业的“短工时代”或已来临。如何应对这种新的劳动经济形势，摆脱“两荒”困境，恐怕是要企业、政府同时转变观念，研究创新“短工”管理模式，包括尝试外来工的属地化，给能工熟手以本地待遇，纳入低保等社会保障体系。在企业不得不裁员时，可以由当地政府给“放假”时期的工人发放基本生活补助，对他们进行技能培训，或者提供过渡性住房，保障他们在无工可打时也愿留在当地。

   还可以借助第三方派遣机构，员工与派遣公司为法定劳动关系，和用人企业是劳务关系，用人企业因此具有更大灵活性，员工权益也能得到保障。“劳务派遣”在我国刚刚起步，但在一些发达国家早已流行多年。数据显示，目前美国的派遣员工已占总就业人口的50％，日本也达到总就业人口的五分之一。

    因此，让打工人群真正融入当地劳动力市场，给他们有尊严的劳动者待遇，更符合资方的长期利益和一个健康市场的发展方向。如果还是将企业的竞争力寄托在挤压农民工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上，“用工荒”就总会不期而至。( 黄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