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7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中国经济学泰斗吴敬琏在浙江发表了长达三小时的演讲。围绕三中全会和各项改革措施的总体设计，这位83岁的学术权威，再次充分表达了他的观点。

吴敬琏

　　谈行政改革：监管应转事前为事后

　　为什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举步维艰呢?为什么这个腐败问题三令五申，而且说要造成亡党亡国，可是它却继续蔓延而变得十分猖獗呢?根本的问题在于体制。

　　吴敬琏：市场因为有信息不对称，因为有种种原因，是需要监管的，但过去监管的办法有很大问题。

　　过去监管办法是事前监管为主——许你做才能做。事前监管主要的办法是审批，这个弊病很大，这种例子很多，比如说我们用了很大努力，要把风险投资和私募基金这一套建起来，中间就有一条就是创业板，创业板建立以来，它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审批制度。

　　有审批制以来，原来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同志的说法，我们要让它能够退出，但是搞了几个月之后，她跟我说：现在出了问题，叫做临门一脚，你不让我入股对不起，你上不了，让我入股我有板块很快就上市了。因为行政审批控制的很严，供求关系就使得一上市价格非常高，他们后面就跑了。风险投资和私募基金有好几年帮助你改进，然后赚了钱他退出再搞别的，一上去马上就跑了，而且有时候把一些重要人员都带跑了。

　　所以市场监管要从事前监管为主转向事后监管为主，要从实质性审批转到合规性监管，因为规则在这里，违反了规则在运行过程中就管你处罚你。这个行政审批讲的每一项，大概都有具体的措施，这个文件、审批到什么程度，还要通过各方面的讨论。定了以后，就需要打破阻力，要让它转型。

　　谈垄断：改革是为公有制经济添活力

　　现在他们的理由就是十六次代表大会提出的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的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的支持引导民营经济的发展，他们抓住第一句，就是要发展公有制经济，怎么发展呢?

　　吴敬琏：国有企业垄断，从头到尾一直有一个口号贯彻，但是内容变了，就叫做国有为主导。

　　从80年代中期就是这个好，一直到现在,但是对它的解释，有一个变化的历程。国有制的高级解释，是社会主义必须追求的目标，如果不照这个办法办，像中国这样改革以来国有经济比重不断降低，就是戈尔巴乔夫式的复制，他们为十五次代表大会提出了他们的要求，但是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江泽民总书记报告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确立基本经济制度，这个基本经济制度是什么呢?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个话也是老话，而且文件里面也有这句话，国有还是要占主导地位，但这次的解释比十四届三中全会的解释更加开放、更加灵活，它讲到国有制为主导，就是国有经济要控制，但只要控制关系和关系经济命脉行业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

　　十五次代表大会这个话，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是什么呢?又发生了争论，比如说一个很大的争论就是电信，电信当然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应该国有，但当时实际情况已经变成了两分天下，像华为和中兴，而且华为从来就是一个私营企业，中兴后来改制了。所以到了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就把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进一步规定，规定为三个行业一个领域。三个行业：第一关系国家安全的行业;第二是自然垄断行业，这个有点争论;第三是提供公共品和公益性的行业，这个是不赚钱的行业;第四是一个领域，这个领域叫做高新技术产业和重要产业中的骨干企业，据说这个在起草组就争论了很厉害。这以后在世纪之交改革里面，其实证明了这三个行业和一个领域中有一些也不需要国有控制。

　　改革在世纪之交其实进了很大一步，剩下来把国有控股的事情做好，都要变成多元的公司，二级公司在世纪之初到了集团公司的时候就卡住了。理由就是十六次代表大会提出的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的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的支持引导民营经济的发展，他们抓住第一句，就是要发展公有制经济，怎么发展呢?发展国有经济。我不知道三中全会怎么做，从习近平总书记的武汉讲话，两个毫不动摇第一句叫做增强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的活力，怎么增强活力呢?我觉得这个改革以来就证明了，就是改革增强活力。

　　谈土改：完全放开需要时间

　　如果土地开放了，或者征购价不高，差价拿不到，利益就会受损，这个有实际困难，今年土地出让金一线城市大幅度增长，如果它们没有这笔钱今年就露馅了。

　　吴敬琏：城市土地是82宪法开始规定全是国有的，在城市化过程中，就有一个征购。农村土地是集体，基本是干部作主拿出来，而且按照国家的规定，它是按照农产品的价值决定土地价值。于是城市用地就变成国有了，政府就掌握了大量的、最重要的资源，因为土地是一切生存的基础，而且差价如此之大。于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就变的很大。

　　政府投资于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和城市建设，通过形象工程、征集工程提升自己的经济地位，于是就来了一个潮流，这个潮流引用了一个过时的理论，就是工业化后期，叫做重化工业化阶段。所以各省，包括我们浙江，就要赶上这个潮流。于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发生了倒退，往回走，这个事情到现在还没有完，恐怕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投资率到了我们这个程度，接近50%的投资率，我们大跃进的时候和日本高速增长时期，投资率也是提高的，但没有超过过34%，成效不大，它造成的结果到现在已经非常严重。

　　关于土地制度是否全面放开的问题，我觉得三中全会肯定要做一个决定，但是要走到什么程度很难说，因为反对声音很强。有两种反对，一种反对是管农业的同志，认为这会冲击18亿亩红线。当然在我来说，我觉得没有问题，美国也有用途管制，完全放开了用途管制也还是有的，但是这个阻力很大，特别是近年来我们对土地的依存度，大豆基本上依靠进口，粮食现在也有问题，当然不光是土地问题，还有安全问题、污染问题。另外是各级地方政府，各级地方政府有利益问题，而且有负债率，现在负债率很高，许多地方看起来很繁荣，其实资不抵债，不过我们没有像美国这样地方政府倒台。

　　如果土地开放了，或者征购价不高，差价拿不到，利益就会受损，这个有实际困难，今年土地出让金一线城市大幅度增长，如果它们没有这笔钱今年就露馅了。所以处理上走到什么程度，这就需要像十八大说的：不但要有勇气，还得要有智慧。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北大的周其仁教授写了很多，他有很多实际的调查，也提了很好的意见，不知道领导们是否采纳。

　　谈金融：存款保险制度是把双刃剑

　　金融系统就是人身体的循环系统、市场的循环系统，金融市场的落后，就使得整个经济活动不可能有效率，不管是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资本市场都太落后了。所以要强调，整个市场体系要建立起来，不但是商品市场，而且包括要素市场。所以这些都是非常切中当前存在的弊病，但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吴敬琏：要放开商品价格和利率、汇率等要素价格，商品价格现在大体上放开，但是有一些生产资料的价格还是按照计划经济的办法，规定价格，这就鼓励了高耗能、高污染的生产活动得到了好处，刺激了损耗我们的可贵资源、破坏环境的一些行动。

　　我们一定要建立存款保障制度，没有存款保障制度，竞争一加强，银行一到底就麻烦了。

　　但是存款保障制度本身是双刃剑，你如果是一般性的全部赔付的话，就造成了银行经营者的道德风险，就是反正国家赔偿，我随便怎么弄。所以它的推行是一项很细致的工作。另外一方面，会使得现在银行的利益格局发生很大变化，现在我们存贷利差很大。

　　在现在格局下，其实我们实际坏账率很高，但是表现出来的坏账并不高。利差大有一定原因，出现变动会有什么影响，我们还要做很多考虑，来防范大改革中出现的风险。

　　根据过去的改革经验，在一个很紧的经济环境下推出改革风险比较大。以银行的状况，就是货币超发、负债太高，资产负债表里隐藏着很大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要保证出台的时候适度，另外一方面还要还要预做一些准备。

　　第一，现在各个地方好象出现了比全国海量投资还要厉害的情况，这个要制止，这个东西会造成很大的风险。

　　第二，灵活运用经济措施，稳住宏观经济。我们的宏观部门就是两个，一个是财政部，一个是中央银行，这两个有充分的能力运用它们的手段。比如说6月的时候，“钱荒”，中央银行把握一条，要对商业银行施加压力，说我可能不救你了，但是它还要观察，不要造成系统性的风险，造成系统性风险它就要出手了，稳住它，不要出现大的问题。

　　第三，负债率过高和资不抵债的企业和政府机构应该实行债务重组，比如说最近一个问题引起了大家的讨论，就是铁道部有3万亿的债务，怎么办?现在它变成企业了，第一要求活命，那当然最后就落到财政身上。另外一种意见是你有净资产，你应该出售净资产，出售股权。还有是有些地方一贯的找财政部，要求给它钱，说日子太穷了。财政部说：你有那么多开发区，卖掉。这是一种思路。

　　第四，建议动用国有资本存量去偿还或有债务，我们有些或有债务，就是说它大概是债务，但现在明显的不表现为债务，比如说社保，社保政府被有承诺，但是老职工帐户是通胀的，这就是或有债务，把或有债务最小先还了，因为大概99%都是债务，虽然现在不是债务。我很欣赏去年上海做的一件事，就是把国有企业上海家化，像化妆品、牙膏，卖了，把它用来补充养老金，老工业城市都出现了这个问题，老工人的社保基金国家都拿走了，这个帐户是空的，还有像公租房等等都有这样的问题。

　　最后是打击贪腐分子，贪腐分子肯定是对进一步市场化、法制化、民主化改革的阻碍，打击贪腐有两个好处，一个好处是赢得民心，另外一个好处就是预先消除阻力。

　　谈财税：资产负债表隐藏巨大风险

　　为什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举步维艰呢?为什么这个腐败问题三令五申，而且说要造成亡党亡国，可是它却继续蔓延而变得十分猖獗呢?根本的问题在于体制。

　　吴敬琏：恐怕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投资率到了我们这个程度，接近50%的投资率，我们大跃进的时候和日本高速增长时期，投资率也是提高的，但没有超过过34%，成效不大，它造成的结果到现在已经非常严重。

　　有三位经济学家做了全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研究，分别做的，都认为在中长期有危险。但是最近这三年，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率极具升高，这两天大概要报国家审计署对于乡以上政府负债情况，有各种各样的猜测，现在最低的估计大概是20万亿，20万亿也就是三年前是10.7万亿，现在是翻了一番，这个是很危险的。

　　93年的时候，分税制改革，国内外舆论都认为行不通，叫做政令不出中南海，但结果挺顺利，当然中间有点技术性的问题。如果能够保证它实现，我们会出现一个新局面，像从90年到91年，整个社会信心是改革，92、93、94打开了一个新局面，老是说中国的崛起就是靠这场改革，当然改革也有很多缺陷。所以我们需要认真的去研究这些问题，保证改革真正能够推向前进。

　　谈竞争：没竞争的市场比没市场可怕

　　我在90年代说过一句话：没有竞争的市场比没有市场还可怕。这就是行政保护、地区保护、垄断等等，使得这个市场缺乏竞争性。

　　吴敬琏：改善竞争环境，说的是要建立统一的市场体系，你不形成这样一个市场体系就没有办法在资源配置中起到积极的作用。一个是讲它的重要性，另外可以看到这句话里面虽然说的很短，但是切中我们的实际。

　　从现在这个市场来看，从上个世纪末期形成的市场体系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政府在里面，条条块块分割变成一个切割了的市场，行政保护、地方保护，按照80年代后期X副主任的说法，把这个市场切块、切条、切丝、切末，所以要强调它系统一开放的。从亚当斯密就知道，市场规模越大，效率越高。

　　我在90年代说过一句话：没有竞争的市场比没有市场还可怕。这就是行政保护、地区保护、垄断等等，使得这个市场缺乏竞争性。市场缺乏竞争性就不能够形成有效配置资源的价格，不能形成这样的价格就不能够有效的解决。所以一定要强调压有竞争性。

　　谈非禁即入：对公民天然活动的保护

　　非禁即入，这是基本原则，因为现在第一条解决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利，从事一切不违法的社会活动，这是现代国家公民的基本人权。

　　吴敬琏：从事什么活动，这是公民的天然活动，当然为了公共利益有些活动可以限制，但是一定要这样，反不是法律明文禁止的都自由进入，过去的办法叫做正面清单，就是说政府许你做什么你才能做什么，非禁即入就是上海自贸区讲的负面清单，哪些领域是要行政许可的?我们《行政许可法》也是这样的，当然上海自贸区现在意见很大，负面清单一开出来长的不得了，但这个不要紧，正面清单是许你做的以外全部取消。这个目标是逐步达到的，但一定要建立这样的目标，就是”非禁即入”。

　　我们现在所处的状况，就是形势逼人，只要稍微有远见的人都会看到不改革就是邓小平92年说的死路一条。但我们有责任，特别是我们做研究工作的人，我们是知识分子，我们应该弄清楚，到底我们国家的目标是什么?途径是什么?然后一切机会朝向这个目标往前走。就是我刚才说到的，非禁即入，这是基本原则，因为现在第一条解决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利，从事一切不违法的社会活动，这是现代国家公民的基本人权。但是要实现这一条，它第一步可能并不理想，我看网上很多人骂上海自贸区，说负面清单怎么把正面清单反过来点一遍。但我还是对它比较看好，因为透明了，让大家知道了，而且我们可以预见你要保证自贸区的承担，这个单子一定会缩短。

　　中国的改革在这30多年中，很多改革都是这样磕磕碰碰、磕磕碰碰的，但因为它方向是正确的，不怕慢、不怕措施不起眼，在往前进，不要倒退，倒退就麻烦了。

　　经济学家不是算命先生

　　经济社会矛盾已经到了临界点。出路在哪里?三中全会以后，一切又会怎样呢?

　　吴敬琏：算命先生跟我们经济学家不一样，算命先生可以告诉你在某时某刻就会发生什么事，经济学家他不会这样说，他一定说在发生了什么条件变化之下会发生什么事，因为未来是不确定的。

　　一个很顺利的状况，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一个很好的路线图，我们提出一些基本的要求包括在内，而且很巧妙，可行，我们又能够群策群力，保证能够打破阻力贯彻下去，那么中国肯定能够为世界人民最初巨大的贡献，真正能够撑得起。

　　但是也有一种可能，改革没有能够推进下去，甚至出现了倒退。现在的经济社会矛盾已经到了临界点，不能够继续再错，如果再错可能革命就会发生，在中国的条件下，革命是不是能够改善我们的状况?能够振兴我们的民族呢?

　　在中国条件下至少从近代史来看不会，因为中国有非常深厚的民粹主义传统，也有人叫国家主义，总而言之这个是很强的。然而也要看到，这种危险其实是存在的。我们能够做的是预测所有的结果，然后来做准备，但是不能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议论，因为我们不是旁观者，每个人都是这里面一个主人公的角色，要采取行动，这个行动首先是弄清楚用什么办法才能解决问题，然后参与到改革的实践中去，包括我们的企业，你只要是合规经营的，越赚钱越是爱国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