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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期嘉宾：

　　宋颂兴　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

　　王丹青　睿信致成管理咨询合伙人

　　崔新生　中国价值指数首席研究员

　　牛海鹏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

　　编者按：

　　法国富人们看来难逃被奥朗德总统“剪羊毛”的命运。法国国民议会(议会下院)近日投票，批准在今明两年内针对年薪超过100万欧元(约合830万元人民币)的个人征收高税率的“特别富人税”，实际税率接近75%。尽管还需提交参议院审批，但即使在参议院否决的情况下，国民议会仍有最终审议权和投票权。此举对于法国社会是喜还是忧?

　　而回望中国，也同样面临着贫富差距扩大、经济增速放缓等状况，那么中国是否也有必要征收“富人税”?这种方式是否是“真公平”?“富人税”，究竟离中国有多远?

　　话题一

　　能否重振经济

　　“短期来看，这种方式可以平息社会对贫富差距、经济不振等不满情绪。但长远来看，可能会导致资本外流、影响工作效率和公平等问题的出现。”

　　实际上，想开征“富人税”的绝不止法国总统奥朗德一人。据媒体报道，英国政府去年9月将“富人税”提上日程，西班牙和意大利政府两年前便打起了“富人税”的主意。而美国总统奥巴马对“富人税”的推动更是矢志不渝。法国政府称，这一新税种每年可为法国政府带来2.1亿欧元收入。那么，是否真的能通过“富人税”来重振经济?是否只是政治作秀罢了?

　　宋颂兴：征收“富人税”的好处主要不是经济上的，甚至可以说是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对法国来说，即使真的能征收到2.1亿欧元，对国家财政也仅是杯水车薪。这种方式更多的意义是一种“政治戏码”，奥朗德上任前，提出的几项承诺中就包含了“向法国的富人征税”。

　　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发生以来，法国经济增长不振的同时，失业问题长期难以解决，社会矛盾可能激化。因此，短期来看，这种方式可以平息社会对贫富差距、经济不振等不满情绪。但长远来看，可能会导致资本外流、影响工作效率和公平等问题的出现。

　　王丹青：个人税赋是一种财富再分配的手段，通过征收“富人税”有助于在经济发展萎靡阶段，更好地平衡国内的财富分配，缓解国内矛盾。但是，对于重振经济的价值并不好说。

　　此外，例如奥朗德承诺征收“富人税”的举措也不一定是“政治作秀”，因为毕竟“富人税”的确有助于国内的稳定。

　　崔新生：对富人课以重税，并不是法国一家的传统，实际上，早先一些欧洲其他国家早已用过类似的税负手段。就法国看，75%的水平是个相对恰当的水平。首先，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很多国家，都是高福利国家，即税负的使用是合理合法，有保障的;其次，客观而言，法国要抵挡住新一轮的经济冲击，通过纳税的手段，可让政府的资金相对充裕，这样对未来可能的危机才能作准备。

　　牛海鹏：从历史上看，法国社会党一般都会主张打压富人，给中下层人民提供更多的福利。这是社会党的习惯，但也是为了取悦选民。站在这个角度，可以说这是奥朗德作秀的体现，但客观上也是其执政理念的体现。

　　从经济角度看，为了满足中下层人民的需求，政府必定会扩大财政开支。这就要法国政府“开源节流”。在“节流”可能引起公职人员公愤的情况下，“开源”或许更好。因此，富人成为了法国政府的目标。

　　话题二

　　是不是“真公平”

　　“对于收入和资产征收累进制的税赋，基本是国际惯例，因而‘富人税’也是无可厚非，重要的是如何设定标准、税额等。”

　　英国《金融时报》分析称，“富人税”来势汹汹，反映出西方社会日益扩张的仇富情绪。同时，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观察到，西方社会的富人阶层与其他社会群体间的差距较上一代有显著扩大。分析普遍认为，正是这种社会差距造成的不平等现象加深了民众对富人的敌意。

　　那么，征收“富人税”，这种“劫富济贫”的方式是不是“真公平”?

　　宋颂兴：现如今全世界的贫富矛盾都比较突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财富的创造就主要依靠资本和技术，因此就会造成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的局面。

　　事实上，对于“公平”一词很难定义，公平是个相对的概念。从财富收入角度来看，当前社会的贫富差距的确很大，也存在创造财富机会、规则不平等的状况。但从生产力过程来看，资金和技术的高付出者本应该获得更多财富。

　　王丹青：北欧地区的高税负，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总体上促进了国内的和谐和经济的稳定。征收“富人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差距和矛盾。对于收入和资产征收累进制的税赋，基本是国际惯例，因而“富人税”也是无可厚非，重要的是如何设定标准、税额等。

　　崔新生：是否公平，这就要看从何种角度去理解。站在贫困人群的角度，他们肯定会同意，毕竟生活有了保障。但站在富人的角度，他们会发问：同样对社会做出了贡献，为什么要对我们课以重税。

　　牛海鹏：站在富人阶层的角度，确实不公平，也可能会产生“移民”等副作用。因为他们本就是依法获得的财富，现在超额征收，自然会引起不满。

　　但税收的另一个功能是财富的再分配。站在另一个角度，如穷人一直处在“温饱线”以下，那从政府层面看，就不应该了。因此，征收富人税，又有一定的合理性。

　　话题三

　　中国能否借鉴

　　“从经济层面来看，目前中国还处于资本积累阶段，财富向少数人汇聚是正常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财富在谁手中并不重要，资本使用更有效率才是关键。”

　　中国贫富悬殊仍在不断扩大。今年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公布，净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亿万富豪人数达到创纪录的168位，相较于前一年的113名出现大幅提升。

　　与此同时，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一直低于经济增速，因此不少人担心2020年收入倍增目标可能落空。有观点认为，收入倍增不仅仅取决于GDP的增长，如果中国GDP一年增长10%到15%，但收入结构不进行深层次改革，收入增速恐怕也不会加快。而要想让收入真正落到老百姓腰包里，国家必须在调控个人所得税方面下功夫，可以学习国外成熟经验，例如法国推行的“富人税”。那么，在您看来，中国是否也有必要开征“富人税”?

　　宋颂兴：中国还没发展到这个阶段，目前不适合开征“富人税”。这主要基于两方面原因：从思想层面来看，法国是现代民主的发源地，平等观念根深蒂固。开征“富人税”有一定的思想基础。而从经济层面来看，目前中国还处于资本积累阶段，财富向少数人汇聚是正常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在我看来，财富在谁手中并不重要，资本使用更有效率才是关键。

　　王丹青：其实，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以及房产税的推广，都是财富再分配的手段。而“富人税”只是一个名称而已，本质上还是增加高收入人群的税赋比例。对于中国的国情来说，重要的还是采取有效的手段，实现财富和个人收益的合理分配，仅从税赋角度入手无法真正实现这一目的。

　　崔新生：实际上，站在社会公平正义的角度，富人税或是必须的。中国贫富分化一直存在，且有越来越大的趋势，虽然官方未公布基尼系数，但实际上已回避不了这个问题了。但假如实施，也是有难度的。首先，中国不少富人阶层，并没有做到财富的完全透明化、公开化，甚至不少有所谓的“原罪”。其次，就社会层面看，富人掌握着更多的话语权，能否真正得到实施，都得打一个问号。更关键的是，中国的税制不完全合理，即使课以重税，能真正完全用到该用到的领域，真正解决贫富分化吗?

　　牛海鹏：对于富人阶层，首先，中国没有明确的一个定义，到底拥有多少资产才算富人。其次，就算对富人征税，那么，如果他转移财富怎么办?隐瞒灰色收入，又该怎么计算?至少目前看，暂时不具备技术上和政策上的操作空间。

　　话题四

　　是否存“副作用”

　　“政府有关部门怎么协调各方面利益，是不是能在已有的税收基础上，对部分贡献较大的人群，减免相关税收。”

　　据报道，高达75%的富人税，使法国年收入超过100万欧元的人们将要缴纳三倍于以往的税金，很多企业老板和公司经理表示，他们“正在经历一场噩梦”。在这样的背景下，是否会涌现“移民一族”?除此之外，征收“富人税”还将面临哪些困境?征收“富人税”的真正意义在哪里，这一税种是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宋颂兴：正如我上述所说，征收“富人税”会对经济产生一定的负面作用。一方面，会影响到工作效率。举例来说，原本靠技术吃饭的人每年能赚到100万欧元，现在因为税收问题，可能就不会再拼命工作，将收入保持在征收“富人税”的标准线以下，这无疑会拖累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还可能涌现“转移潮”，资本外流无法避免，事实上这种现象已经发生。

　　不过，相对而言，在法国征收“富人税”对当地社会的震动不会太大。据了解，大多数法国人以公平观念作为基本思想，同时爱国热情也比较高涨，资本外流现象会少些。而如果这种方式被运用在中国，可能产生的影响会更激烈。

　　王丹青：税赋的增长，一定会造成相关阶层的“用脚投票“，而且也会降低相关阶层的工作积极性。在我看来，征收“富人税”的意义在于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和谐，而这也决定了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因此，最重要的还是要看如何征收，包括对象、额度和标准等具体因素。

　　崔新生：副作用一定是有的。对于目前的环境，之前就有部分富人表达了不满。一旦政府有关部门真的下发了文件，可能会让更多的富人移民。但换个角度思考，富人并不是没有贡献，至少其所在的企业是纳税大户，也能承担社会责任。因此，政策的出台，要看有关部门如何协调各方面利益了。

　　牛海鹏：副作用不可能没有。富人阶层会想，我们不是没有缴纳个税，企业也不是没有缴纳营业税。关键在于，政府有关部门怎么协调各方面利益，是不是能在已有的税收基础上，对部分贡献较大的人群，减免相关税收。

　　话题五

　　如何缓解“税痛”

　　“应降低对中小企业的税收，减少中产阶层和工薪阶层的税收，这样才能造成公平的发展环境。”

　　中国当前的税收制度被民众戏称为“劫贫济富”的逆调节。1994年以来，中国个人所得税法先后经历了5次修订。2011年，中国对个税法修改后，个税起征点由2000元提高至3500元。纳税人数由约8400万人减至约2400万人，这就意味着有约6000万人不需要缴纳个税，只剩下约2400万人继续缴税。尽管提高了个税征税起征点，但对富人没什么影响。那么，中国“税负”究竟高不高?是否有进一步调整的必要，又该如何调整?

　　宋颂兴：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不够，财政对于税收的依赖非常重。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这种依赖度会逐渐降低。

　　近年来，尽管政府在不断地提高个税起征点，但物价水平正在以更快的速度上涨，百姓仍深刻感受到税负之重。对于个税来说，提高起征点是当务之急。与此同时，还可以增加税率幅度，提高高收入者的税收。但必须强调的是，这个幅度的增加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此外，政府还应优先考虑削减企业税，创造更加公平的税收环境，扶持企业发展。

　　总体来说，税收政策要以社会的基本稳定为前提，同时要保证经济发展有一定的效率，对于这两者之间的平衡就要考验政治家的智慧了。

　　王丹青：调查显示，2010年，中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高达0.61，相比全球0.44的平均水平，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明显处于高位。实际上，工资性收入、劳动性收入并不是真正富人阶层的收入来源，而更多的是资产型的收入。就税负水平来说，中国在全球处于较高的水平，合理的减税有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而调整的方向，还是真实有效地实现财富的再分配，有针对性地选择征税对象和征税模式，促进社会的和谐。

　　崔新生：最关键的，不在于对富人课税，而是改变目前的税制结构，这才是最大的不公。未来，应降低对中小企业的税收，减少中产阶层和工薪阶层的税收，这样才能造成公平的发展环境。

　　牛海鹏：中国的税制需要进一步地完善和改革。首先，减免中小企业的赋税，让他们更充分地参与到市场活动中，并避免受客观条件的侵扰;其次，要让间接税更多地变为直接税，降低普通人群的消费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