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官商关系里，“红二代”任志强如何自处?

　　某种意义上，任志强并不回避房地产业与官方、政府关系极其密切的现实。他在书中提到，不涉及的人大约不知道这里的水有多深，更不知道在一个官僚主义盛行、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的非开放性或叫半开放性市场中官商关系的价值。他也记得，“在华远的上市路演中，我重点展示的华远的销售优势不是市场，而是与各大单位的合作关系，如各部委、各大银行、各大机关等等”。他在军队当过兵，“我们有常年聚会的战友会，这些战友又都分别在各个政府机关中占有一定的位置”。

　　任志强似乎并不忌言剖白自己中国式的行为逻辑——通过关系办事并不可恨，哪怕是通过父母的关系或权力，但要办得坦荡，不是为私、不是腐败与贪污，而是让社会受益。

　　在书中，任志强提及最多的一位官员是当时在北京市计委商贸处任处长、如今是首创集团总经理的刘晓光。“许多人会质问华远公司是否贿赂官员，我无法明确地肯定或否定，刘晓光就是典型的案例，我可以肯定地说刘晓光没有从我的手中为了个人拿过一分钱，最多会有一些政府对企业的‘摊派’行为。”

　　任志强强调，这种“交换”恰恰是中国改革之初进步状态的缩影，“在土地有偿出让制度之前，如果企业想要突破旧的体制，就必须争取官员的支持，如果官员们愿意与企业共同创新，并勇于承担审批带来的风险，那么企业当然愿意支持官员的改革和机构的建设”。

　　看得出来，在官商关系里，任志强给自己划出了一条清晰明确的底线。他曾在一次专访中承认自己与体制内的多位高层有良好的私交，但也同时强调：“让他们给你办事可能害了他，他批了条子，违反纪律，出了事也会害我，所以我不害别人也不害自己。”

　　在新书中，他也提到，“不可能为了完成一个交易而容忍官方的腐败，如果你真的这样做了，很可能在某一天把自己送进坑里，把牢底坐穿。”

　　几乎每一个采访任志强的记者都会提到官商关系的问题，他的回答往往都很简短。这一次也不例外：“我坚决不干官商勾结的事，也不给领导找那些麻烦。我们不需要官商，我们完全是市场化，有什么官商呢?”

　　“我看到你书里曾经不点名地批评过一些?”我问。

　　“腐败得很，但不能跟你说。”任志强马上回应道。但不到一秒钟，他又忍不住指名道姓地抱怨了一番，而且，他没有提醒我这部分内容不要刊登。

　　后来，负责出版这本新书的编辑告诉我，在任志强的初稿中，确实曾把一些触碰他底线的官员写了出来。“任志强的身上有很多矛盾之处，他很看重作为市场经济基础的契约精神和制度建设，但事实上，你观察他这些年的轨迹，做成一件事情往往是因为有好官支持他，欣赏他，而做砸一件事也经常是因为官。说到底，这是他必然面临的时代局限性，他没办法找到一种可以完全信赖的可靠制度，最后只能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