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流行电影里有句台词，“所谓的大时代，不过就是一个选择，或去或留。”细究下来，大宗师如是，小商人也不例外。

　　笔者近期参加了一个关于“转型时代企业家选择”研讨会，方家各有见地，一位参会朋友则自陈“我从不认为自己是生意人，但是我认为自己是企业家”。不过有趣的是，何为企业家则是一个吊诡的话题。

　　例如，有地产界思想家之称的冯仑，在公共空间则动辄不无低姿态地自称“买卖人”，而学者傅国涌则指出，民国实业家张謇创办的大生集团命名源自《周易》的“天地之大德曰生”。

　　辛亥革命不过百年，中国企业家的自我定位之间，大与小之间，究竟隔了多少时代鸿沟?关于企业家的定义，学院派的论述早已汗牛充栋，但在中国语境下又有所不同：中国企业家往往是双线作战，除了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往往还需应对制度与政策的不确定性。

　　企业家，可定义为因其工具理性而取得成功的人，而非因其价值理性的感召力而著称。企业家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必须处理多种矛盾、解决各类问题，他们必然不能仅倚仗内心信念从事，而必须学会妥协、学会照顾别人的利益，在现实的游戏规则的约束下寻找解决之道。

　　近日国内学界所呼吁的制度企业家，其本质还是在于制度领域，也就是引领社会走向一个新方向的政治家，其气场往往与企业家不相符合。上文所谈张謇，可谓中国近代商人一流人物，但是他第一次见孙中山，评价是“不知崖畔”，用今天话说就是有点不着调，并非张謇没有眼光，而企业家和政治家，本质是两种社会生物。

　　一言以蔽之，企业家是善用游戏规则而获利的人，而不是游戏规则的挑战者。企业家追求利润机会，不管这种利润机会是因其带来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获利，还是因为寻租而获利。政治经济体系设定游戏规则，企业家是游戏局中的玩家，而不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

　　换言之，企业家不过是制度的投射，犹如种地，都是同样的富于企业家精神的种子，年景好一些，可能多收三五斗，年景坏一些，甚至就颗粒无收，甚至没有发芽机会。

　　也正因此，中学教科书所言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有其根由。一方面，企业家拥有庞大资产，天然希望社会体制能够保护私产、尊重人权、实行自由市场制度，也切身体会到政府不受约束的权力对自身利益的侵害。这种意义上，企业家除了上述的软弱性之外，也具有改良性。如果社会上出现了改良的潮流与可能性，他们的资源与解决问题的天性与能力，可以起到巨大的辅助性作用。

　　另一方面，现实格局中，中国企业家切身感受到体制的强大。即使在制度企业家的意义上，企业家们愿意在局部通过对资源的重组、流程的再造而参与重塑游戏规则，但这仅有局部意义，更多情况则是企业家利用制度而获得最大效益。

　　除了定位，跌宕百年之后，中国企业家的选择领域有没有突破?毕竟，最新的趋势是从裸官到裸商。即使如柳传志这样的大腕，也曾明确表示中国的企业家是很软弱的阶层，“环境更恶劣的时候，宁可离开这个国度，去一个安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