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理性之下，经济人自然追求效率最大化，这无可厚非。也正因此，企业家不一定是制度改良的推动者，甚至往往利用制度而寻租，这就是原罪论与仇富论在国内大行其道的土壤。放眼当下，国人的问题并非工具理性不足(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人的工具理性过分发达)，而在于价值理性之不足，而唯有新价值得到社会阶层的认同，能够在获得最大公约数的基础之上进步，中国社会之改良才能踏上正途。

　　也正因此，变动时代，由于企业家的角色给定，其企业家的选择往往也是被动，即使主动，结果很可能没有什么不同。冯仑曾总结过去一百年的企业家四种选择，张謇是第一种，学问好，出身状元，又是立宪派的首领，可谓理想与事业兼备，在政治与经济的变化算是游刃有余，第二种则以在1952年自杀的卢作孚为代表，同样是理想主义，却在政治转换中不能适应;第三种则舍弃身家投身政治，以荣毅仁为代表;还有一种，则是三十六计走为上，有如韦小宝的一走了之。

　　用脚投票，这已经是是弱者的终极反抗，无奈的最后一招。企业家绝不是改造社会的英雄，从分工角度而言也是如此，也往往容易成为被民粹牺牲的一个阶层，即使在民主社会也不例外;即使煌煌如罗斯福新政，其背后也有不少私营业主成为其新政的悄无声息的牺牲品。

　　也正因此，所谓企业家的责任，仍旧可以立足于做好其本职工作，这仍旧是企业家的最大社会责任。办好一家企业，有利于其顾客、员工与股东，这就是微观个体而言企业家能够做出的最大贡献——自然，如果企业家是追求发展机会而兴旺，将远好于依靠寻租而兴旺。事实上，寻租日益显示出其双面性，与权力的接近即是获利捷径，也可能带来毁灭，最近大连的案例或许可予人以启示。

　　令人悲观的是，即使一些企业家对接近权力有所戒惧、有此自觉，也只不过是把寻租机会让给了不那么成功、不那么有廉耻心、不那么有长远打算的未来企业家，这也是游戏规则给定之下的“逐底竞争”。从这个意义上，呼吁企业家的“高尚”，其功效只能是缓慢积累的。

　　企业家并非社会改良的直接推动者，并不意味着企业家在变动时代无所作为，企业家仍可以通过自身的选择来传递其价值观，无论直接或间接。回顾民国，四种企业家选择的结果或许差不多，但是选择本身也是一种价值导向，无论工具理性之上还是价值理性至上，其实都是一种价值观的传递，这种选择本身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也可以为后人所知，否则我们何以今天还在追思张謇。

　　怎么办仍是中国企业家的集体焦虑，企业公民的概念看似有些空中楼阁，企业家首先应该学做公民，尽最大可能争取自己的公民权益以及自由，这一点其实与其他民众并无区别——甚至，伴随着中国社会民粹化的趋势日重，企业家甚至会遭遇各界的更大压力，中国企业家应该为此未雨绸缪。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