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现在来说首先要做三件事。

　　一是，重新树立社会的信任度，特别是政府的公信力。纵观世界各国，政府的支出在整个国民支出的占比越来越大，但是政府支出的效率取决于公众的信任度。建立一个相互信任的体系，交易成本就降下来了。

　　二是，中国经济要经过充分的调整，只要有过两三年的调整，中国可能是最有潜力的经济体。美国还能更好吗?很难了。而中国依然可以通过变革创造无限潜力。

　　三是，通过某一件事统一实现这两个目标。

　　而打破行业垄断是可行的，打破垄断，特别是部分行政垄断，真正放开民间资本的不公平准入约束，正是启动市场化改革的突破口。让大家觉得正在沿正确的方向做事，更好的凝聚人心，以推动市场化的过程。

　　但并不是最根本的，最终的依然是制度的转变。

　　新京报：打破垄断就意味着破坏很多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分配。

　　陈道富：一开始还做不到打破所有的垄断部门，而且很多垄断行业确实是自然垄断，比如资源型的、通讯、电网。

　　但可以从局部破坏，选取其中的一个领域，比如三网融合，比如铁路交通领域，抓住一个部门引入竞争因素，充分发挥市场作用。

　　从哪里破坏、怎么破坏，这需要政府来设计和思考。破坏后新的体系成长后，就会产生新旧体制的不协调，这就需要政府引导。

　　政府应该发挥恰当的作用，其实大家都希望政府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并不希望政府替代市场，特别是做既不该市场做也不该政府做的事，比如设租、寻租的事。

　　我国具备快速、稳健复苏条件

　　新京报：改革必然有阵痛，由此可能引发经济下行，为了追求短期的目标很可能改革就进行不下去。

　　陈道富：调整过程中，社会对经济的容忍度确实会出现下降，因此需要一个缓冲机制，让人们相信不会出现加速性的调整，而中国具备这个条件。

　　国际上其他国家由于掌握资源不多，在面临这种情况时都用了货币的方法，最后导致对内恶性通胀，对外货币贬值，债务上升，比如拉美。

　　中国除了有货币外，还有高储蓄，一方面可以转换为投资，另一方面还有外汇储备和中国的国有资本，这两个是实实在在的资源。

　　具体做法上，一方面可以通过减持国有资本等方式，构建有效的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这是短时间内不引发较高通胀、提高社会结构承受经济下滑能力的方法之一。另一方面，通过外汇储备的运用，鼓励企业走出去，支持国际新兴市场国家加速工业化进程，客观上增加对我国的需求，主动构建适合我国需要的全球经济发展格局，平缓我国去产能和去杠杆的速度。

　　新京报：中国未来20年还能保持8%的GPD增速吗?

　　陈道富：中国经济有乐观的因素：一是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原来结构性力量还在，全球化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都还有动力。

　　二是中国的收入水平还可以激发消费市场，具备形成消费社会，特别是服务消费社会的初步条件。

　　三是与世界一起处于新周期启动前的孕育期。未来3-5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可能在7%-8%左右。

　　悲观的方面，多年的高速发展后，中国的社会结构适应了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对经济低速增长的容忍度不高，特别是随着收入分配的恶化和社会矛盾的积累，整个社会对经济下行的承受能力下降。

　　另一方面，中国的潜力都需要通过一些机制的转化激发出来，靠原来的机制方法无法实现。

　　只有经历过充分的去产能化和去杠杆化调整，我国具备条件在世界中最先、最稳健复苏。但如果始终通过短期的需求政策，拒绝去产能化和去杠杆化的调整，经济的脆弱性将增加，经济滑向滞涨的可能性加大。

　　社会、政府和市场需统一看待

　　新京报：不少学者都提出，政府角色的转变是改革的关键点，你怎么看改革中的政府作用?

　　陈道富：未来需要将社会、政府和市场三者统一起来看，不能割裂地看问题了。

　　我认同市场化，市场化是大方向，让市场发挥基础性的作用，但同时要培育政府和社会的作用，因为市场解决不了所有问题。

　　追求经济效率的市场引发了不安定的社会，需要社会政策适应并弥补。社会需要为这种经济运行提供一个心灵的港湾。比如社保制度、比如医疗制度。

　　未来市场仍将是资源配置和社会运行的主体。但这种市场既需要政府为市场提供规则保护，又需要政府为市场失败者、弱势群体提供必要保护，转型期还需要政府为转型提供推力和动力。当前，我国“大婆婆、小政府”：政府管制、寻租、设租多，但合理规制、公共服务少。

　　此外，还需要充分发挥市场内在压力和动力、现有政府集中资源的能力，正确发挥政府职能，顺应并引导经济、社会转型，并在此过程中完成政府职能转变，提高执政效率是重中之重。这是“为别人做嫁衣”、“功成身退”的过程，既需要勇气和魄力，需要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更需要驾驭转型大局的能力。

　　■ 同题问答

　　“改革要使阶层上下流动”

　　新京报：对于中国的诸多经济学人，你最为尊敬的是哪一位?

　　陈道富：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想法。在学生时代认同对西方经济学有见地的学者。到实际工作后，是要解决问题的，谁能把这个问题看透彻，谁能真正解决问题，就敬佩谁。现在越来越认同直接面对问题，有内在逻辑的学者。

　　新京报：2012年的经济运行到现在，当前的状况，是否有让你很意外的地方?为什么?

　　陈道富：出口市场的低迷。预计到今年出口会比较差，但下滑的速度比想象中快。

　　新京报：近期在市场层面，你认为哪一项改革最值得期待?

　　陈道富：收入分配改革。收入分配改革不应该只是简单的二次分配改革，要结合整个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解决收入分配的一个突破口就是创业，增加财产性收入。你有创业的能力，我给你足够的空间和支持配套措施，使得阶层能上下流动，收入分配才能在这个循环过程中得到优化。

　　不少劫富济贫的改革方法表面效果很快，但负面效果也很大。大家有意见都不是你富有，而是你怎么富有。如果大家机会平等，你能力比我强你比我多赚10倍我也认。

　　新京报：未来10年，你认为哪一个行业具有投资前景?

　　陈道富：健康医疗。现在大家生活都太焦心了，会更注重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