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和增长动力问题成为大家讨论的热点。从世界银行卸任归来的林毅夫先生认为，在全球经济疲软，中国的出口乏力的情况下，中国可以考虑再来一轮新的经济刺激，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为下一轮高增长奠定基础。而复旦大学的张军等人也发文对此表示支持，认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是应有之理，所谓从投资驱动到内需驱动的说法是无稽之谈。

　　张军等人的基本论点很简单：根据现代增长理论，“三驾马车论”中只有投资才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净出口和消费都不是;从经济增长理论来看，储蓄及由此带来的投资而不是消费，才是发展中国家不断提高人均产出从而向发达国家靠拢的主要推动力;投资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消费的增长则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相反。基于此，他质问：“如果生产出来的东西都消费掉了，没有了储蓄和投资，生产能力怎么扩大，经济怎么能增长?如果消费就能带来经济增长的话，那世界上就没有穷国了。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是应有之理，何错之有?”

　　坦率而言，纵观张军的文章，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新意，但因为其否认“三驾马车”中消费的重要性而引人关注。不过，张军等人在论述投资的重要性的时候，偷换了两个概念：一是将支出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包括的消费(包括政府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部分等同于凯恩斯的短期需求理论。其实，这只是GDP核算的一种方法，既可用于长期，也可用于短期，所谓“三驾马车”就是指消费、投资和出口这三大部分在国民经济核算中的比重及对GDP的贡献;二是无论是从常识还是经济增长理论本身，一个国家的经济要增长，肯定要在资本、人力、技术等方面“投入”，但“投入”和“投资”在宏观经济学中却并不是同一个概念。我们说要加大投入，并不一定意味着就是增加支出法核算的GDP中的“投资”。

　　当然，要厘清投资和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就必须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历史变迁和演化说起。早期的以“哈罗德—多马模型”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产出总量的大小取决于资本存量的多少，产出增长的快慢就取决于投资率的高低，投资越多则增长越快。但是，这种将经济增长完全归结于资本投入的多少的理论不仅违背事实，也违背经济学的基本逻辑。一个基本的事实是，资本投入相同的国家，往往有着不同的增长率。同时，如果单纯依靠增加资本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在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必然会引起投资报酬递减和投资效率的下降。正是在此基础上，索洛提出了新古典增长理论，按照索洛的理论，增长的源泉除了资本和劳动投入之外，还有以全要素生产率表示的技术进步。索洛指出，在1909年到1949年的40年间，美国每人每小时的的产出增长了1倍，其中87.5%来自技术变化，只有12.5%来自资本投入。不过，新古典增长模型的问题在于把宏观意义上的技术进步看做一个外生变量，80年代中期以来，兴起了罗默、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看成是内生的，并试图用内生的因素，如制度环境等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富裕，而有的国家贫困的问题。需要提及内生增长理论的早期版本即所谓的AK模型。根据AK模型，维持高增长的途径是将GDP的一部分储蓄起来，其中的某些储蓄将会为有较高技术进步率的投资融资，并由此导致高增长率。增长的关键因素是节约和资本积累，而不是新产品和创新。AK理论一度成为二战后世界银行奉行的政策背后的基本理论基础。根据该思想，经济发展的问题是资本积累不足，因此，治疗办法是对大型投资项目提供补贴或者补助。这似乎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林毅夫在卸任世行行长之后极力推动基础设施投资的原因。最近几十年，经济学家早已放弃了以资本积累作为中心因素的发展观点，他们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其他因素上，如教育、技术变迁以及经济体制结构。资本已经从发展思想的中心位置退出。

　　研究经济增长理论的诺奖得主库兹涅兹也通过对20世纪中叶为止的50到100年的经验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认为，在现代增长中，人均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率约为1.5%，其中资本对人均收入的贡献约为0.25%，生产率提高的贡献为1.3%。他因此认为。和早期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资源、特别是资本投入不同，在作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显著特征——高增长中，资本投入的贡献只占有限的一小部分。从现代经济增长的事实看，无论是前苏联在60年代所遇到的经济增长的停滞，还是二战后欧洲推行的马歇尔计划在70年代导致经济增长的停滞，以及为人津津乐道的东亚奇迹的终结，事实上都早已证明了，完全依靠资本投入，经济增长不可能持续。无论是克鲁格曼还是刘遵义，通过对东亚奇迹的研究都得出同样的结论，一个国家如果提高投资率，随着经济向新的稳态转变，该国将经历一个快速增长时期，但这种增长随着投资效率的下降最终不可持续，如果没有及时转型，经济增长最终会出现明显的减速，创造了东亚奇迹的国家和地区，莫不如此。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之路基本是在复制日本和韩国等东亚发展模式，一是依靠高投资，一是依靠高出口。应该说，这种模式复制的相当成功，中国经济依靠投资和出口维持了30多年的高增长。然而，从2004年开始，中国的投资占GDP的比重超过了40%，2003年到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量年均54%来自投资的贡献。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1980年代以来，世界平均投资率波动幅度不大，一般保持在21%左右的水平，这意味着，中国同期的投资率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约15个百分点，近几年则几乎达到了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在现代经济增长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在人均GDP处于如此低位时维持像中国这样高的投资率。投资维持这样的比例，也许在东亚国家有先例，但连续10多年维持如此高的比例，却是绝无仅有的。张军等人认为，尽管投资率很高，但中国的投资效率并没有降低。但也有很多学者研究指出，衡量投资效率的“增量资本-产出比”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出现上升的趋势，最近几年一直维持在4.7到5.0的高位，这意味着增加,4.7到5元的资本才能增加1元的GDP产出，根据克鲁格曼、刘遵义和杨等人的研究，这个比例已经和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韩国在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平一样。

　　投资率高，消费肯定低，消费如果太低，生产出来的东西最终要么堆积在仓库，要么倒掉，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常识。如果一个经济体没有消费，生产的动力又何在?张军等人认为，中国从1990年到2010年的20年间消费的年增长率也达到8.6%(去除了通货膨胀因素后的复合增长率)。由此认为“消费每年超过8%的增长速度也已经举世无双了，同期世界经济整体的消费年增长率都不到3%。”但是，同期GDP的增长在两位数以上，投资的增长更是每年至少在20%以上，家庭消费的增长率远远落后于经济的潜在增长率。20世纪80年代，消费在GDP中所占比重高于50%，到90年代这一比重跌至平均46%，从2003年开始，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开始大幅减少，2008年和2009年都只有35%，2010年为33.8%，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61%)以及越南(66%)、印尼(63%)和泰国(51%)的份额，也远低于中国的历史水平。在全球G20中，中国的消费率是最低的。

　　经济学的基本常识告诉我们，在任何经济体中，产出增长在核算上表现为GDP三个基本要素的变动的总量，即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没有消费，产出就没有变现的通道，资本循环就无法完成。从狭义的“投资”概念而论，没有投资，就不会有增长，这是一个简单的常识，何须林毅夫等专家长篇大论。但如果只是强调投资，而忽视消费在经济平衡中的作用，经济增长如何持续?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经济体，短期投资和消费失衡，但长期却能持续增长。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凯恩斯，对于投资和消费必须协调发展都有过全面的论述。马克思从来都认为，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间的不平衡是造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投资和消费不是独立的，投资和消费间应该保持一种平衡关系，或者说投资需求在总需求中应有一个合理的比例。从本质上而言，投资只是一种相对意义的“最终需求”，本期增加的投资会既会扩大当期的产出，也会形成资本存量，增加经济体的长期产出能力。但是，如果一个经济体消费率长期偏低，就会使投资增长失去最终需求的支撑，引发产能过剩和产业结构的扭曲。当前，中国包括钢铁、水泥等在内的很多行业的产能过剩恰恰是盲目追求投资的结果，这种产能过剩十多年来一直存在，并成为影响中国经济未来持续增长的结构性问题之一。从产业结构而言，由于收入分配的不平衡和消费率过低、储蓄率过高，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我国服务业的发展。2002年中国服务业的比重为41.5%，到2012年9月，10年的时间，服务业的比重只是提高到43.8%，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属于最低之列。

　　消费和投资比例的失衡问题，绝对不是一个周期性的问题，而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是影响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发展的问题。自200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中国经济必须从依靠投资和出口转向依靠内需的重大决策以来，摆脱对高投资和出口的过度依赖，提高消费在总产出中的比重以来，无论是政策层面，还是学界，都将之作为中国经济转型的一项重要内容。随着经济发展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国内需求通常会成为增长的重要发动机，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尤其如此。特别有意思的是，今天力主继续依靠投资拉动经济的林毅夫也好，张军也好，在他们当年的观点和论文里，也认为中国的投资总量超过了一个经济体的最优均衡值，也抨击中国经济投资过度的。然而，在投资更加过度、消费低至历史低点之后，他们却华丽转身，一反常态支持投资拉动的增长策略，令人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