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教授、研究员、博导，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宝钢经济学讲席教授。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近日发表题为：“怎样应对我们面临的挑战”的主题演讲。吴敬琏表示，我国通过改革开放，在原来的命令经济体制下开辟了一片市场经济的新天地。但是原有命令经济的遗产还大量存在，这就使得我国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能够延续，并造成了一个普遍的寻租环境。也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人们形成了改革的共识。

　　“两头冒尖”愈演愈烈

　　所谓“两头冒尖”，其实就是一种新体制和旧体制之间的矛盾。问题产生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我国通过改革开放，在原来的命令经济体制下开辟了一片市场经济的新天地。另外一方面，原有命令经济的遗产还大量存在，这种遗产的大量存在使得现行体制不是一个很完善的体制，是一种统治经济和市场经济双重存在的体制。

　　吴敬琏说，“两头冒尖”的关键问题在于，这种过渡性质的双重性是此消彼长，还是此长彼消?是旧体制逐渐的消退、新体制逐渐成长完善，还是反过来，停顿、倒退，回到旧体制?如果是新体制逐步扩大，它造成的结果是正面的，是积极的。

　　一方面是因为原来没有得到利用的，或者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资源得到了利用;另一方面，因为城乡分割这个旧的增长模式被打破，使得原来在农业或者传统产业中就业的低效使用的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转移到了城市工商业或者城市中的比较高效率的行业，使得我国增长中的效率提高。由于我国能够更多地利用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我国的生产效率有了提高，这就支撑了我国改革30年来的高速增长。特别是到90年代以后，增长速度更是加快，使得我国在最近20年的G D P年增长率甚至超过了10%。到了2010年中国超越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

　　“但是事情还有另一个方面。”吴敬琏说，“就是说这个旧体制的遗产阻碍着中国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他认为这种旧体制命令经济体制造成的主要后果，在中国来说，一个是使得我国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能够延续。因为这种模式是由强势政府主导的威权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下的增长一定是依靠资源的投入，因为政府具有很强的动员资源和指定资源投入方向的能力，所以这样的粗放的增长模式就会延续下去。另一个后果是，因为行政权力、政府权力大量干预经济活动，就造成了一个普遍的寻租环境，因此腐败的蔓延很难制止，不管是用思想动员还是用严刑峻法。

　　吴敬琏认为，想要解决这种局面，就必须转变经济的增长模式。目标模式就是中国政府提出的要实现从依靠投资来驱动的增长，转变到依靠效率提高实现的增长。原有模式则是强化国家对于经济、对于社会的干预，用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国家投资来推动增长，东亚国家的讨论中把它叫做威权发展模式。

　　转模式存在体制性障碍

　　吴敬琏指出，中国旧的增长模式的特点就是靠投资的增加来维持高速度增长。这样的增长模式恰恰应了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时做出的分析。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就要灭亡了，他分析的就是当时西方国家主要靠投资的增长模式。马克思说，这样靠投资来维持增长，结果一定是资本对劳动的比例不断提高，投资率不断提高，消费率不断降低，它的结果主要是两个。一是产能过剩。因为投资增加，产能就不断的扩大，而消费率降低，表明最终需求不足，那么就出现了在19世纪很典型的经济危机。从政治上来说，因为分配的格局是由生产的格局决定的，投资资本对劳动的比例越来越高，在收入分配中，就造成了所谓劳动者的贫困化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

　　由于选用靠投资的增加来维持高速度增长这样一种增长模式的国家都发生了同样的问题，所以中国在“九五”计划以后明确提出来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方法就是要实现从依靠投资来驱动的增长转变到依靠效率提高实现的增长。在党和政府的文件里面，从199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第九个五年的计划的建议以来一直是把“从粗放的增长模式转变到集约的增长模式”作为整个经济工作的主线。但是成效有限。吴敬琏认为，原因总的来说是存在体制性的障碍，这些体制性的障碍主要有三点。

　　第一，政府仍然在资源配置中扮演主导的角色。我国农村的土地是属于集体的，城市的土地是属于国有的。于是政府就可以在城市化过程中把大量的农用土地转移到城市中来。那么在这个制度下，政府就以一个很简便的办法拿到了大量的低价土地。土地是非常重要的资源，可以说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掌握住这么大量的土地就使得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还有就是银行体系基本上是国有的，各级政府在信贷的发放上其实有很大的权力。政府掌握了土地资源和信贷资源，在资源配置中就仍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第二，G D P崇拜，这个不光是政府部门的事情，而是形成了全社会的共识。因为各级政府变成了经济的首脑，于是各级政府官员政绩的主要表现就简化成了经济增长率。这就使得各级政府会动用配制资源的权力来营造政绩。

　　第三，价格扭曲。按照计划经济的办法，各种资源的价格，各种上游产品的价格都要往低里定，这就促成了一种粗放增长方式，就是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的畸形发展。

　　“十一五”进一步强调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是，要把技术创新转化为商品进而实现产业化却是步履维艰。问题仍然出在体制上，关键在于我国没有能够建立起一个能够鼓励创新、鼓励创业的体制。

　　需要进一步推进改革

　　吴敬琏认为，中国的状况是即使有了一部分市场，也还是停留在很低的发展阶段，所谓原始的社会经济阶段。它最重要的特点是缺乏规则，缺乏完善的产权保护。在这种情况之下创新往往会夭折。结果就是我国在增长方式的转变上号召很多，但是进展甚微，于是资源紧缺、环境破坏这样一些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以至于在社会关系上出现了收入水平提高缓慢、消费不足、储蓄和消费的失衡等等问题，而且变得越来越严重。

　　吴敬琏说，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就考虑怎么突破这种双重体制胶着对峙的状况，全面进行改革，要建立一个健全的商品经济制度，也就是市场经济制度。1992年6月9日，江泽民总书记对市场经济下了一个定义，这个定义是说在这个经济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1992年的10月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就确定了中国要建立一个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今年已经是这一概念提出的第20年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概念的提出解决了很大的问题，就是当时的顶层设计，明确了中国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

　　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后，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根据这一目标制定了经济改革的总体规划，对我国市场经济系统的各个子系统改革的目标、改革的顺序、改革的进程和配套的政策做出了规定。从1994年开始，政府就照这样的一个总体规划全面推进了中国的改革。这个改革总体规划对于我国最近20年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绝对性的作用。199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要进行以国有企业有进有退的布局调整为核心的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完善。所有这些改革加在一起，我国就能够在20世纪末期宣布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已经建立。

　　但是，初步框架的建立并不意味着一个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完全建立了，它还有很多命令经济的遗产。特别是关于政府的职能、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等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吴敬琏表示，我国当前对于经济的发展存在着体制性的障碍，要消除这些障碍，不但需要经济方面的改革，还需要政治方面的改革。因为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就提出来要建立法制国家，十六次代表大会又提出要提升政治文明，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吴敬琏说，旧体制造成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寻租这种制度基础的扩大。寻租造成腐败。在旧的意识形态的解释下，认为腐败是市场或者说是资产阶级意识影响造成的结果，所以就加强政府的控制，加强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政府力量的加强又使得寻租的基础进一步扩大。

　　改革共识在困境中形成

　　吴敬琏说，当前我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从微观经济来说就是资源短缺，环境破坏，效率降低，产能过剩，中小企业经营困难。从宏观经济来说就是消费需求不足，货币超发，资产负债表再杠杆化，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通胀危险加大，由此产生了宏观经济政策既不能松也不能紧的两难困境，社会矛盾加剧。

　　然而，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只有推进改革才能消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性障碍，只有推进改革才能遏制腐败。只有通过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法制化民主化的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包容性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

　　吴敬琏表示，从实际状况来看，确实出现了形成新的改革共识的可能性。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前几年被短期效益所掩盖的问题逐渐显现，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同时各地也出现了一些改革创新，赢得了更多人的支持。比如在上海开始的营业税改增值税的政策，这个本来从上面到下面很多人有顾虑，但是上海试点以后，虽然还存在着不少的瑕疵，但是很多地方都明显地看到了它对于促进服务业发展的作用。所以从上到下，从国家的税务总局到地方财政部，到许多地方政府都要求参加试点。

　　从北京来说，近期各界人士对于顶层设计有很多讨论。包括对加快竞争性市场体系的建立、国有经济布局的调整、农地改革等等，都提出了很多很有见地的意见。还出现了关于公共品领域、财税改革、市场监管和反垄断的大讨论。

　　“从最近20年的情况看，我们改革的难点和弱点都跟政治方面的改革密不可分。”吴敬琏表示，为了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必须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进行政治改革。建立市场经济首先就需要建立法制。对于非人格化的市场来说必须依靠规则的执行，也就是说要靠法制。所以没有法制就不可能有什么现代市场经济制度。

　　问与答

　　问：如何得到全面推进改革的动力?

　　答：21世纪以来，确实存在改革动力不足的问题。但是这是不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趋势呢?不是这样的，它是由一些特别的因素造成的。因为在一个强势政府起主导作用的情况下，官员手中的权力很多，而且在威权主义的政府中官员往往是不受监督的，于是许多官员变成了特殊的既得利益者。其实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但是有一部分人是靠权力得到利益的。因此其中一部分人就变成了改革的阻力，而他们手中又有权力，所以使改革寸步难行。这种情况是不是不能改变的?我认为是可以改变的。

　　因为以专业人员为主体的中产阶层已经成长壮大了。因为中国人口太多了，即使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那么高，但是它的绝对量也是非常可观的。就我的观察来说，一个国家走向富裕的初期，新成长起来的以专业人员为主的白领或者中产阶层往往带有自己的弱点。由于经济上的贫困状态突然得到了改变，他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家庭和个人的物质生活和短期的利益。从东亚国家你可以看到，包括我国的台湾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但是这种情况是可以改变的。

　　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人们素质的提高，随着我国面对的各种矛盾变成了切肤之痛，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提高他们的利益自觉性和公民意识，这样就会在整个社会中形成一种改革的推动力量。

　　问：您对当前推进的金融改革有何看法?

　　答：金融改革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如何使金融市场，包括信贷市场、投资市场、证券市场形成竞争性的市场。从银行体系来说，中央银行提出的要实现利率市场化是非常正确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监管问题。因为金融业有它的特殊性，特别是它是一个信息高度不对称的不完全市场，所以监管就非常的重要。因为证券市场是一个高度的信息不对称的市场，所以要正常运转，最重要的就是要改变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所以正确的监管路线，应该是严格执行强制性的信息对称制度。比如说证券市场的信息准确全面及时地向全社会披露，来改变证券市场的问题。但是中国目前实行的是“实质审批”的政策监管路线，用审批制度来监管。

　　因为审批制度涉及管理层的许多人的权力和利益，所以就很难改变。似乎最近中国证监会也在这方面做出了一些努力，向这个方向前进。但是证券市场的正常化，不光是证券部门就能解决的，它牵扯其他好多问题。比如从微观角度来说，它健康发展的基础是建立在这些上市公司自己的业绩、未来的营利能力是不是能够提高之上的。从宏观角度来说，跟监管有关系，但是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货币扩张。货币的过量扩张，造成流动性泛滥，所以这是一个全面的改革，不是光靠金融体系本身的改革就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