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根源：过度信贷惹的祸

　　追根溯源，造成如今这种局面，周德文认为，银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国家为了刺激经济，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银行放出海量的贷款。彼时，银行考虑的是市场占有的份额，于是鼓励企业借贷。但大多数的中小企业缺乏抵押物，为了能增加贷款规模，银行积极主动促成企业之间的互保和联保，造成企业互保联保贷出的资金占比激增。而且，审核相当宽松。

　　温州一家鞋业企业老板王胜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一家年销售收入不足2000万的企业，银行却跟他说销售额超过1亿，让他们建立互保关系，结果，现在对方资金链断裂跑路了，银行逼着他还款。

　　他自身的企业原本是经营良好的，但如果要还掉这将近3000万的互保债务，很可能要陷入困境。

　　王胜建认为，互保、联保等担保制度本身并不是主要问题，真正的危险是超过自身能力的过度借贷，造成了虚假繁荣。

　　温州的问题尤其严重，一些企业，资产不过四五千万，却因为参与了多家银行的互保贷款项目，最后却拿到了数亿贷款。“企业的负债率太高了，利润根本不够付利息，倒掉是必然的。”

　　还有一些企业通过设立关联公司互保、联保套取贷款。例如，去年负债20多亿倒下的宁波高新区七鑫旗公司及其关联企业有21家，在保证担保的5.28亿债权中，关联企业的互保联保占到了4.49亿元。

　　受天煜建设担保危机所累的虎牌集团掌门人虞成华后来反思说：“事实上，我们只知道与荣事集团有互保关系，但荣事集团与嘉逸集团、嘉逸集团与天煜建设的互保关系，我们根本不知道，更无从知道这些企业的经营状况。”

　　海量的贷款从银行出来，并不全部流向企业的扩大再生产或转型升级，而是大部分流向了地产、矿产、期货以及高利贷市场等获利更高的投机领域。来自中国人民银行温州支行撰写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调查报告》显示，温州1100亿民间借贷的总盘子中，仅有35%用于实业经营，其他都用于投机。而根据民间的估算，投机的比例或许还要更高。

　　当经济形势发生逆转，国家政策突然转向，银行银根紧缩，企业几乎一夜之间陷入困境。事实上，最先倒闭的那些企业往往因为高利贷或房地产所累。

　　所有这些因素的叠加为互保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王胜建的孩子明年就要大学毕业，他决定让孩子去考公务员，不再做企业了。他说，“老板的信心都没了。”

　　(应采访对象要求，陈磊、邹晓东、王胜建系化名)

　　温州今年年底形势更严峻

　　互保引发的危机，在草根经济最发达的温州表现得最为典型。

　　今年10月，温州滨江大道上的高端消费场所惨淡经营。自去年下半年始，温州的高端娱乐场所已经少有人问津。与此同时，温州新建的商品房比最高价时下跌近了40%。

　　这个曾经创造了经济领域诸多传奇的明星城市，如今陷入了罕见的困境：上半年，温州的GDP总量跌出浙江前三，增速位列全省11市之末。8月末，温州市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已上升至3%，连续12个月上升，创下10年来的新高，亦为浙江省最高。

　　去年末，这个城市刚刚经历了疯狂的高利贷危机，但如今这场正在蔓延的企业互保、联保危机，对温州经济的打击或将比去年末的高利贷危机更为沉重。它的致命之处在于，一些原本经营良好的优质企业也被拖垮。

　　浙江省人大财经委6月的调研发现，作为浙江省三大中心城市之一，温州3998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今年已经停产140家，产值同比下降的有2276家，占比近57%。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预料到的最坏结果是，互保危机将继续向更多的企业蔓延，进一步影响温州经济的基本面。“年底的还贷高峰期到来，将使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去年资金紧张的时候，还可以去民间借点钱，但今年的民间借贷也全面萎缩了，谁也不敢放贷。”

　　从逻辑上看，高利贷危机造成的个体企业资金链断裂死亡，点燃了互保危机的导火索，使得企业隐性的互保风险迅速地、无边地蔓延。之后，银行惜贷，民间惜贷，企业断“血”死亡。地上与地下金融一起合谋了这场危机。

　　去年末，在高利贷危机爆发的时候，温州市政府拿出了10个亿建立应急转贷基金。一年后，温州市政府再拿出10个亿。如今，一共20个亿的应急转贷基金专门用于中小企业的转贷。“政府支持的力度不可谓不大，可见形势之严峻。”周德文感到担忧的是，除此之外，政府基本没有其他更好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