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既有基于增长动力衰减引致经济减速的相关负面效应，也有主要金融与工业强国试图再度劫掠中国财富，进而切割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核心利益的可能。因此，宏观经济政策下一步，既要激活适应有效经济增长的相关要素，更要在金融以及科技产业化等方面尽早“补课”。

　　自年初迄今，中国经济的整体表现可谓差强人意。从宏观经济政策的四大目标，即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与国内外收支均衡来看，经济增长数据显然不太好看。来自微观领域的一系列警报尤其令地方政府与决策层担忧。毕竟，要推动中国经济这艘大船前进，光靠国企是远远不够的(况且国企本身也有太多沉疴需要清理)。如果数以万计的中小企业无法脱离困境，如果本就累积的系统性经济风险由于一两件重大经济事件引爆，届时即便宏观调控水平再高，弹药再多，恐怕也会顾此失彼。

　　最近十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就确实举世瞩目。但站在全球顶尖层面的金融竞争与产业变迁的角度来看，显然并没有太多值得我们骄傲的理由。因为中国取得的经济进步，大都表现在体量上的扩张，“效费比”比较低。在表征经济与金融强国的核心指标方面，我们与主要竞争对手美国的差距依然是全方位的。例如，由于掌握储备货币发行权，使得美国在全球经济深陷衰退泥淖时，能独享金融红利。差不多被华尔街绑架了的伯南克，任内给世人最大的印象便是大打QE牌。QE，原本是指一国央行可通过向银行体系注入超额资金，包括大量印钞或者买入政府、企业债券等让基准利率维持在零的途径，为经济体系创造新的流动性，以鼓励开支和借贷。通常，只有在利率等常规工具失灵的情况下，货币当局才会采取这种极端做法。但在美国金融资本和美联储眼里，这就是“过期不用就要作废”的权力工具。在前两轮总额高达2.6万亿美元的QE实施之后，道指回升到危机前的13000点之上，大宗商品价格也在高位运行，其中获利最多的肯定是华尔街。而在QE3上周出台之后，又将在向世界经济注水的同时助推美国金融资本获利。而作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者，中国显然是美国一系列不负责任经济政策的买单者之一。在美元高边疆面前，中国高达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有时显得格外脆弱。

　　另一方面，美国还可以凭借在高科技领域的优势构筑针对中国的高边疆，就拿全球市值最高且被部分神化了的苹果而言，足以让中国同行追赶好多年。假如苹果最终一统中国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终端市场，则将对国产手机制造商形成致命打击。

　　从普通微观主体的视角观察，中国这些年来取得的经济成绩表不可谓不亮丽，但民众能真实感受的福利效应其实并不算太高。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加上收入分配格局持续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可供民众分配的最终财富不多，加上通胀对工资增长效应的冲销，使得民众的消费能力与消费欲望一直难有实质性改观。偏偏民众消费的产品还高度市场化，尤其是作为刚性需要的住房，价格高度市场化，形成了民众的实际购买力与居高难下的房价之间的巨大落差。在经济内外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如若没有前瞻性的治本措施，则局部风险的扩散和累积将有可能演变成系统的经济与金融风险大爆发，而民生福利和财富增长的不协调已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如若不能找到有效对策，很有可能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的定时炸弹。

　　因此，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经济面临的两大风险，既有基于增长动力衰减引致经济减速的相关负面效应表达，也有主要金融与工业强国利用依然握有的权力符号与先导性资源优势，试图再度劫掠中国财富，进而切割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核心利益。因此，宏观经济政策下一步，既要激活适应有效经济增长的相关要素，更要针对在金融以及科技产业化等方面的软肋，尽早“补课”。

　　眼下，在经济增长处于下行区间时，政府通过适度微调宏观经济政策激活增长，并没有错，但这些年来凯恩斯主义特征明显的宏观调控已经证明：即使是有效的宏观政策，最多也只是刺激经济增长的诱导因素，并不构成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而外部需求下降引致的出口衰退，正是中国降低对美欧市场过度依赖、加快经济转型的时间窗口。从操作层面看，政府在保增长、促发展的同时，应加大研发投入，促进国内低成本的技术转移，提高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在配套条件支持下，打造内生经济增长模式。

　　从这个角度来说，笔者尤为担心可能出现的新一轮经济刺激政策带来的负面效应。现阶段，决策层尤须保持相当的理性，适度控制财政与货币政策工具的释放。如果撇开经济转型的宏观大略不顾，在没有对宏观经济作彻底体检并拿出有效应对药方的情况下，再度举起投资大旗，注定是次优决策。

　　外患方面，美国人认定：在今天这个星球上，能榨出更多利益并可承担更多经济责任的主要经济体只有德国和中国。很难说是美国金融资本一手导演了欧元危机，但通过这场危机的洗劫，欧元区短期内基本失去挑战美国的硬实力。作为欧元区的稳定器，德国不可能全身而退。至于中国，美国更是用上了所有想得到的围堵工具。目的是在中国经济还不十分强大之前，利用其操控的国际经济秩序与各种金融工具对中国施加各种压力和干扰，以削弱中国经济的快速上升之势，尽可能地维持现有的以美国意志为转移的国际经济格局，或者利用现有的规则尽可能地压缩中国的上升空间。

　　凡此种种，中国与全球经济再度面临敏感而危险的时间窗口。(作者章玉贵，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