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鉴定政企关系

　　魏杰表示，这次要坚持对中国经济进行深度调整，从稳增长的阶段来看，主要包括三方面，第一是进一步深化改革。魏杰说：“我们必须要对体制做大的动作才行，这才叫深化改革。之所以要深化改革的原因是我们增长出了问题，我们的体制红利已经吃完了。现有的体制已经很难保证我们将来还能有一个7%以上的增长速度。”

　　魏杰提出，中国目前深化改革必须解决三个问题。第一，尽快调整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真正把这个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才行。而调整的重点是重新鉴定政府和企业的关系。

　　第二，重视民营经济的发展。魏杰说，民营经济发展可能是我们现在深化改革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今年的1月31号，浙江省曾经开过一个振兴民营经济大会，前几年重庆也开了振兴民营经济大会，中央六个部委发布了关于放开民营经济投资准入界限的文件，再次明确提出要反垄断，把垄断部门向民营经济放开。温总理也讲过，要解决民营经济的玻璃门和弹簧门的问题。可见民营企业对我国经济增长起着重要作用。

　　但是就目前经济情况看，民营经济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观。魏杰提出民营经济实际上遇到一个非常深刻的障碍，那就是理论问题。按照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在众多的生产要素中间只有劳动创造价值，别的生产要素不创造价值，所以资本人的剩余价值就是剥削性质的。按照这个理论，民营经济就被放在了剥削经济的性质上。这种性质的判定大大挫伤了民营企业家的积极性。“理论改革很难，如果没有振奋人心的调整，我估计民营经济积极性很难创造起来。”魏杰说。

　　第三，解决二元经济的问题。中国现在还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城乡二元经济的解决过程很可能会成为体制释放增长动力的过程。一般来讲，二元经济解决的过程就是这个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所现在提出城乡一体化。城乡一体化是三个一体化的统一。

　　第一个一体化是城乡价格体制一体化，就是农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和工业化的价格形成机制应该一样。第二个一体化是城乡民生享受一体化，农村和城里人应该平等享受国家的民生支出。民生就是三件事，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第三个一体化是城乡产权制度一体化，就是农村的产权制度和城里的应该一样。

　　转方式关键是创新

　　中国经济进入深度调整的第二件事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魏杰说，我们必须要通过转变发展方式，而获得一种新的动力。这种动力不是靠货币投放能够获得的。

　　怎么样转变发展方式?在魏杰看来，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背后支撑元素主要有三个，一个是外需，一个是人口红利，一个是投资。

　　现在这三大增长元素的力量已经在开始弱化，像外需已经很难支撑中国经济的增长。最近出口的下滑幅度很大，因为我国出口的两个主要目的地美国、欧盟都出了问题。美国总统奥巴马为了把美国的失业率降下来，必须要恢复美国的实业，不然就创造不出来那么多的就业岗位。所以美国现在提出来再实业化，这是对中国出口的重大打击，中国对美国出口短时期不会有大的进展。

　　再看欧盟，欧债危机导致欧洲国家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主要的功能是收缩市场需求。其中当然也包括收缩对中国产品的需求，所以外需短时期很难有突破。魏杰说，我觉得最近的世界经济格局已经给中国经济提了一个醒，就是试图依靠外需的增长元素已经很难，所以中国必须要考虑这种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方式的转向问题。

　　再一个是人口红利基本上已经消失。中国面临劳动力的价格将高速增长的问题。宁波的一家企业透露，越南现在的劳动力价格相当于中国十七年前。人口红利的消失，以低成本为特点的增长方式就不可能存在了。实际上从去年开始，我国民营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成本上升过快，一个是融资成本，一个是劳动力的成本。转移成本只有三个渠道，一个是产品涨价，但是它又不能涨价，因为众多的行业都存在产品过剩。二是政府减税，但是到目前为止，国家也没有出台相应的减税政策。第三是技术创新，但是技术创新不是短时间就能够实现的。

　　再一个是投资，我国已经不可能再靠投资继续拉动经济增长。因为投资的背后一定是货币多投放，财政多借债，可是现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运作的空间基本上没有了。

　　因此原来维持增长的这三大元素已经逐渐在消失。原来的外向型拉动的增长方式，以及低成本增长方式或者投资拉动增长方式已经不可能了。增长方式要从原来所谓的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方式转向出口、内需并重的增长方式，从原来以成本优势为特征的增长方式转向为以技术优势为特征的增长方式，从原来的投资拉动型增长方式转为消费支撑型的增长方式。

　　“我赞同这个提法，我也觉得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这种转变。从原来的成本优势转化为技术优势增长方式的关键是技术创新。”魏杰说。他举了一个关于技术的创新的例子。技术创新做得好的国家大都有两个要点。一个是实验室经济的问题，实验室经济就是现代化的实验室以企业方式运作。美国人讲实验室经济是技术创新的孵化器，因为任何人离开这种实验室经济都不能把知识转为技术。实验室经济是重要的经济形态，真正形成实验室经济需要体制的配合。

　　另一个要点是人才制度，人才制度是技术创新的人才基础。这种人才制度以强调人的差别为核心。强调人是不一样的，而且它强调人的不一样是四种差异的统一———天赋的差别决定能力的差别，能力的差别决定岗位的差别，岗位的差别决定收入方式的差别，收入方式差别决定收入水平的差别，它是以差别为核心安排这种制度的。但是在中国，这种制度是很难令人信服，中国人大多认为人的差别主要是教育差别。

　　魏杰说，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为什么大部分走不出来，是因为要走出来必须成为创新型国家。创新型国家的核心是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不是简单的创新技术，而是整个民族的思维的创新，所以研究增长方式转变这是中长期目标，不是短期就可以解决的。

　　另外魏杰认为，这次发展方式转变还要把消费作为重要支撑点，这里面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要提高居民收入。“中国老百姓消费低的原因还是普通老百姓收入太低。有人讲中国老百姓有钱都不消费，这是不正确的。谁有钱都会消费，不敢刷卡的原因是想来想去没有钱刷。要提高居民收入，就要重新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机构，要调整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和劳动收入的关系。这种调整背后是利益的重新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