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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周刊(微博)》实习生 赵剑云 白朝阳 | 北京报道

我们老了怎么办？

大部分老年人需要的是家庭，6月26日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甚至明确提出“鼓励家庭成员与老年人共同生活或者就近居住”的条款。然而，还有许多的老年人仍要依靠养老机构。

家住北京的童奶奶今年72岁，老伴几年前就去世了。原本跟儿子儿媳妇住一块的她，去年因为体质变差，生活开始不能自理。为了不给上班的孩子添麻烦，童奶奶要求儿子给她找家养老院。

“市中心的养老院，不是要排队，就是收费贵得让人受不了。”说到当初来北京市昌平区养老的原因，童奶奶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谁不想住‘一福’(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啊？”童奶奶说，“政府办的，条件好，价钱又便宜，还离家近。”来昌平之前，童奶奶也曾到“一福”排队。7月5日，《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从“一福”获悉，“‘一福’一床难求，目前有9000多人在排号等待入住。全部满足预计要等十几年。”“要是再等十年，估计都没气儿了。”童奶奶说。

“而且，像我这样不能自理的老人，很多公办养老院压根就不愿意收。在市区，稍微好点的，一个月也得四五千块钱。我每月退休金也才2000来块，贵的养老院实在住不起。”当记者问起这边的服务时，童奶奶看了看屋外说，“大锅饭能好到哪里去？就像是翻日历，刚吃过一遍，又再吃一遍。”

“后天周六，我家人就来看我了。”说着，童奶奶抬起头看着日历。

住不起，等不起

北京有多少家养老院？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致电北京民政局社会福利管理处，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截至2011年年底，北京市的养老机构共有401家。这401家养老机构，有的叫养老院，有的叫敬老院、福利院、护养院、老人公寓和老年社区。不过在我们的习惯中，“养老院”常常是养老机构的代名词。

床位缺口大

“当前北京正以跑步的速度进入老龄社会，老龄化程度日趋严峻，养老形势十分急迫。”2010年年底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北京市民政局等部门公布的《北京市养老设施专项规划》这样描述。

在该规划中，北京市政府确定了2020年“9064”养老发展目标，即到2020年，90%的老年人在社会化服务协助下通过家庭照顾养老，6%的老年人通过政府购买社区照顾服务养老，4%的老年人入住养老服务机构集中养老。

2000年，北京市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约为117万；到了2011年，这一数字则达到了248万。

上述工作人员同时指出，截至2011年年底，北京市401所养老机构的床位总数仅仅只有6.9万张。这样算来，即便是现有床位全住满，每百名老人拥有的机构养老床位仅为2.8张，即目前，北京市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的比例仅为2.8%。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阎青春于2007年发表的一篇名为《试析养老机构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及原则性建议》的论文中提到，目前国际社会机构养老通行的一般规律是养老床位约占老年人口总数的5%左右。按“百名老人5张床位”的标准计算，北京市在2011年年底的床位缺口应该是5.5万张。

就近养老难

在床位不足的同时，床位的地域分布也不均衡。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通过一个月的调查走访发现，床位紧张的养老院基本上都集中在北京中心的“城六区”(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石景山区)，具有品牌优势的北京市市属的四家养老院(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北京市第四社会福利院、北京市第五社会福利院、汇晨老年公寓)和“北京市首家四星级敬老院”——海淀区四季青镇敬老院，这五家养老机构床位都十分紧俏，排队现象严重。而在远郊区县，养老院床位却相对比较宽松，甚至床位闲置的情况广泛存在。

《北京养老设施专项规划》指出：“城六区老年人口总量和比例均高于远郊区县。但城六区拥有的养老床位总数和百名老人床位数均低于远郊区县。”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网站公布的信息显示，北京市政府今年将出台一个新的《北京市养老设施专项规划》，对全市养老机构进行整体规划，在空间布局、床位设置上给予指导，同时还将养老设施建设以指标形式纳入了城市社区和居民区的建设计划中，以保证市区老人就近养老。

床位价格都在涨

“一般来说，一个房间里两张床，带卫生间的这种，床位费较多的是1000~1500元/月。加上伙食费，至少得1500~2000元/月左右。根据老人的身体状况，护理费按照等级收费不一样。加上护理费一般为2500~3000元/月，这是一个大概，一个中间水平。”据北京市民政局的一名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在北京市民政局官方网站上的356个养老机构的基本信息，是该局于2011年10月披露的。另有45家养老机构并未按要求上报相关信息。

“公开的收费标准只是一个参考价。” 该工作人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当时之所以把这些数据发到网上，目的是为了让老百姓了解更多的信息，住不起的就选择价格便宜的；经济实力强的，就选择价格高一点的。”

《中国经济周刊》对这356家养老院信息统计发现，有148家养老院的收费标准不超过1200元/月，它们主要集中在房山区、通州区、顺义区、平谷区、密云县和延庆县等远郊区县。其中，乡镇办的养老院占了绝大多数。收费在1000元以下的养老院，以收住“五保”老人和“三无”老人为主。而如果收住其他老人，收费标准则会调高至1500元/月以上。

城六区的养老院收费绝大多数在1300~2800元/月。据记者了解，能自理的老人每月收费基本上在2000元以上；不能自理的老人加上护理费，收费基本上还得再上一个“千元台阶”。已公布的356家中，公示收费标准最高的是朝阳区康梦圆国际老年公寓，为4300~10000元/月。

然而，官方披露的收费情况似乎与人们的实际感受不太一致。记者以家属的身份联系了20多家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海淀区的养老机构，它们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北京市民政局2011年10月公布的收费标准并不是它们现在的收费标准，现在的收费标准已经“涨价”了。

有着200张床位的海淀区上庄镇敬老院，是一家二星级的公办养老院，在北京市民政局官网上，它的收费标准为800~1350元/月。

“那是老早老早以前的了。”提到这个标准，上庄镇敬老院方面表示，单间2400元/月一个床位，中档的两人间是1500元/月一个床位(包括500元/月的伙食费、900元/月的床位费和100元/月的简单护理费)。不能自理的，伙食费和床位费都不变的，护理费会跟着涨，如果完全不能自理的老人是800元/月，不能自理的是600元/月，半自理的是400元/月。冬季供暖费还得一次性单交1000元。

朝阳区东方综合养老院，一家有着3000多张床位的大型民办养老院。其在北京市民政局网站上公布的收费标准是1600~2600元/月。“那只是床位费，还是以前的，今年3月份我们统一调价，物价都在涨。”这里的工作人员介绍说，目前，这里的单人间5000元/月，吃住护理全包括。双人间是3600元/月，三人间和多人间3000~3300元/月。

老人自己付不起

根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公布的数据，2010年，北京市职工(多为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2065元，城乡居民(多为农民)养老金每月人均400元。

今年，北京市人社局发布消息称，自1月1日起，全市198万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进行调整，调整后的月人均养老金水平提高到2510元。

虽然部分老人的养老金在涨，但养老院的收费也在涨，老人不见得能找到适合的养老院，找到了也不见得付得起。调查采访过程中，很多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以前办养老院的困难是老人不愿住养老院；现在的困难是老人想住养老院，但又住不起。

年过八旬的张奶奶是某报社的一位退休老员工，这些日子，她跟老伴儿一连看了几家养老院，都不太满意。最近，她在北京市和平西桥附近找到了一家带套间的养老院，环境挺好，不过收费是“一人5000元/月”。

北京红十字会颐年护老院院长王国臣向《中国经济周刊》指出，加上医疗等常规花费，以目前北京市老人的养老金，用来支付机构养老费用，还是比较难的。

公办养老院两极分化

同为公办养老院，一边床位过千，一边却仅有几十张甚至不足十张床位；一边场地开阔、风景优美、服务周到，一边却空间狭小，缺乏基本护理人员；一边排队人数近万，一边却床位闲置鲜有问津……这就是公办养老院的“双重面孔”。

“招牌”养老院：投入大、床位少

北京市第一福利院、北京市第四福利院、北京市第五福利院，这三家市属养老院地理位置优越，共有床位2500张左右，占北京市公办养老院床位数的1/10。有一位老人的家属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这三家养老院是北京市养老院的“招牌”，很难住进去。日前，记者前往北京市第一福利院采访，保安说，采访要有国家民政部和北京民政局的批准才能进去。

北京市民政局民宣教育处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的行政级别比较高，里边住着很多领导。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为正处级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由市政府投资兴建，在行政级别上与北京市民政局的处室同级。

7月5日，记者电话询问该院排队情况时，第一社会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有9000多人在排队。

北京市民政局网站信息显示，2005年，由于该院原有设施已无法满足社会养老需求，北京市当年正式启动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扩建工程。该工程总用地面积23500平方米，新增床位500床，总投资1.47亿元。

算起来，这笔资金摊在每张床位上是29.4万元。按这个标准，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想要安置正在排队的9000多名老人，政府至少还需要投入26.46亿元。

朝阳区寸草春晖养老院(民办)院长王小龙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对民办来说，1000万元能建设100张养老床位。也就是说，如果1.47亿元投给民办养老院，民办养老院能够增加1470张床位。

王小龙认为，“过去，政府把很多钱，甚至90%的钱都投到了公办的养老院。但是这些养老院的服务能力毕竟是非常有限的。未来，随着北京老龄化的加剧，我们需要更多的民办养老院来承担这个社会责任。希望政府能把更多的资金和政策倾斜过来，让养老院更加市场化。”

街道养老院：规模小、条件差

跟“招牌”养老院相比，街道办的养老院却是另一番景象。

5月初，记者以家属身份走访了月坛街道办主办的一家养老机构。进入老人的房间，一股淡淡的消毒液气味夹杂着难闻的味道扑面而来，三张床紧紧地放在一起，一位老人躺在床上，脸上扣着氧气罩，边上没有护理人员，也没有家属。另一张床上睡着一位老人，一动不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老人来了就住这儿。”看着记者有些犹豫，该人员补充说，“老人身体好的话，可以跟其他老人换一下，和会说话的住在一起。”

北京市民政局网站公布的资料显示，潘家园街道办主办的一家敬老院拥有100张床位。然而，记者在采访时发现，这家养老院位于该街道的一栋小楼上，顺着窄窄的楼梯上到三楼才是老人住的地方，床位数也仅有70张。

缩水的还不仅仅是床位。记者在这家敬老院发现，这里住的都是七八十岁的高龄老人，还有一位96岁的老人住在三楼，而在这家敬老院，上下没有电梯，更不用说像北京市第一福利院和四季青敬老院所拥有的宽敞的活动室、绿化场地和医务室了。

床位少、空间小、位置偏、护理缺，几乎成了街道养老院的共性。因为入住老人少，所以收入少，资金不充裕。因为资金不充裕，所以很难改善环境，老人不愿意来。再加上宣传力度不够，街道养老院陷入了恶性循环。

上述北京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处的工作人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这些街道养老院没有能力做宣传，也没有必要做宣传。”

有专家指出，不论是出手大方的“招牌”养老院，还是门可罗雀的街道、乡镇养老院，公办养老院现行的这种模式都不值得推崇。北京市民政局社会福利管理处处长李绍纯、副处长余翰林在2011年发表的《大民政 小政府 大社会——论适度普惠制度下政府与民办养老机构之间的关系》一文中指出，政府在提供养老福利服务的同时确实存在许多弊端，比如：管理体制僵化、缺乏竞争、高成本低效率、资源浪费严重等。对于这些问题，非常需要社会力量的介入和弥补。“现代养老福利事业供给主体的角色结构应该是‘国退民进’、‘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在养老福利服务的供给中民间力量应占主体地位，政府居于次要和补充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