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商业时代：怎样才能建立起商业理性和商业文明？

郭凡生：依靠商业环境本身的力量实现商业理性和商业道德是不可能的，必须靠制度变革。谁要破坏商业环境谁就要出局，让垄断企业和寻租企业越来越少。

王璞：做企业的人要理性，知道为何做企业；要控制欲望，为他人和社会奋斗。一句话：做企业就是做良心。

陆新之：商业理性不是结果，而是前提，不是花的果，而是种子。理性需要时间来完成，但一定要迈开步子，在这个过程中有可能进二退一，有时还可能倒退。

数字商业时代：西方企业成长中是否也经历过这样一种不理性的商业竞争阶段？

郭凡生：有，但不如中国这么激烈。在西方工商文明基础上建立起的伦理道德，只有一个价值观，就是靠力气、靠勤劳赚钱是光荣的。

王璞：西方不理性的竞争越来越隐蔽了，整个群体的道德感在上升。商业社会的进步是企业整体素质与阶段论的问题。

陆新之：西方企业成长史中也经历过这样一种不理性商业竞争阶段，比如从19世纪末期一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萧条开始前的美国，人们一样吃了很多假冒伪劣食品。

数字商业时代：所以说，商业社会的“恶之花”现象，也是中国企业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

郭凡生：这是改革开放中必然出现的。因为垄断和权力的势力越来越大，造成了越来越差的商业环境。

王璞：任何年代与社会都有不良现象，这跟商业文明的发展程度，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还有人的道德底线是有关系的。商业社会在今天这个时刻是继续向下恶性循环还是向上螺旋上升，现在是关键点了。

陆新之：中国商业社会从来不缺“作恶”，商业竞争也从来没有一个基本道德底线。作恶和不作恶，不是对立的两面，而是行善环境从来没有形成。

数字商业时代：媒体在每次“作恶”中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在的媒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价值生态链？

郭凡生：中国很多媒体都具有官方色彩，是垄断的，也是寻租大户。越是登广告多，越是帮人家“作恶”，得到的利益也越多，这是利益驱动的结果。如果媒体乱说话不被惩罚，怎么解决乱说话的企业？

王璞：在商业环境下，媒体应依循市场方向去发展。读者多的时候，就会做得更好；如果做得不好，报道失实，消费者自然会离开。

陆新之：中国的媒体很传统，和商业社会既有博弈和批判，也有勾结和合作。但是，媒体价值生态链不会比商业环境更差。

数字商业时代：我们说美国是一个股东至上的商业社会，欧洲是制度商业社会，那么，未来中国的商业需要遵循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

郭凡生：支撑美国和欧洲商业制度运行的是商业伦理，而在所有工商文明和商业发达的国家，两个方面的问题是必须被打击的：第一是权力，第二是垄断。只有这样，产生的商业价值观才是一致的，才能建立公正、公开、公平的商业社会，这自然也是我们未来需要的。

王璞：不管做什么行业，任何人都要有仁爱，不管对任何事，都要有德行在里面，这是企业家的底线。

陆新之：中国不可能建立起一个特别的商业理性和商业价值观。在未来，西方商业行为准则应该成为我们的主导准则，主流的商业价值观应该是一致的，是普世的。现在只能寄希望于企业家的自律，以及社会舆论和法律制度的完善与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