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山城,交通欠发达,信息闭塞的地方,如吉林市和通化市。”这位工作人员表示,当职工们听到建龙钢铁要控股通钢时,一种强烈的“被抛弃感”油然而生,他们很难接受不再是“国家的人”这样的事实,难免出现抵触情绪。
而从现实原因来看,对未来生存问题的恐惧,也是这些职工产生排斥情绪的原因。2008年以来,由于金融危机影响,通钢经营困难,部分高炉停产,而这部分停产的工人工资自然就下降。而从通化现有的经济环境来看,这部分人很难找到其他工作。
“工资一个月只能拿到300-500元。”29日晚上,《浙商》记者遇到了一位以摩托车营运的通钢职工,此前他的收入是每个月2500元,但在2008年9月的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他所在的车间工人开始放假,放假期间的工资只有300元。
“家里人要吃饭啊,孩子也要读书的。”这位职工不得不兼职来贴补家用,他将这种结果归咎于建龙的管理不当。而在得知建龙将控股通钢之后,他们对生存的恐惧让这份愤怒又增加了几分。
“他们来了后,我们还不得都下岗啊,”这位兼职开摩托车的职工告诉《浙商》记者。
“据说建龙控股后对通钢的未来有增产的计划,这样你们还担心下岗或工资太低吗?”《浙商》记者问该职工。他表示,对这些并不清楚,在此之前也没人告诉过他任何增资扩股的事情。
事实上,在建龙入主通钢一事中还存在信息渠道缺失的问题。吉林国资委对增资扩股一事的突然宣布,让很多职工心理上很难接受;而政府对通钢的发展规划,他们更是一无所知。 “陈国君曾经找企业的中层干部谈过,但是具体精神并没有完全传达到基层员工。”一位职工告诉《浙商》记者,在通钢内部,素来就缺乏上下沟通的渠道,“经理的门口都站着一个警卫。”
信息不对称,让职工对企业的未来走向不清晰,对增资扩股一事也产生了抵触情绪,而这种情绪也导致了其后的悲剧。
对当地投资环境有何影响?
“通钢事件对我的心理影响很大啊,我现在出行更谨慎了,没必要都不出去。”当地一位在吉林同样并购了一家国企的浙商说。
通钢事件发生后,他开始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特聘请了保镖,“现在我能不出去就不出去。”
他告诉《浙商》记者,当听到这一消息时,并不感到惊讶,因为对当地一些人的作风,他已经有所体会。“浙商来这里投资一定要慎重,”他告诫道。
而15年前就来到吉林的高禾农业生态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薛少华则认为,通钢事件不会影响他对投资东北的信心。“我们做的是农业,跟国企关系不大。实际上,东北的国企改革成本比较大,只有收购国企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我们要是没有当地政府的政策支持,也不可能在这里发展。”胡育敢,前任吉林通化市温州商会会长、通化市视力钟表眼镜有限公司董事长。在通化的这几年里,他获得了很多荣誉,并担任很多社会职务:通化市政协委员、通化市工商联常委、通化市人大代表、吉林省青联委员等。
“如果政府对外来客商不支持,怎么会让我们参政议政呢?!”胡育敢表示,建龙和通钢职工的矛盾只是个案,他希望浙商不要因此而对东北的投资信心产生动摇。
在通化市的大街上,到处可见“通化•义乌商贸城”的广告。该项目是吉林省重点项目,也是通化市委、市政府最大的招商引资项目之一。
投资这一项目的是卜东升,浙江义乌人,吉林中盛置业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作为一个头脑精明的生意人,他在几年前就已经把投资目光瞄向了通化市。
“谈判将近两年,除了优惠政策外,其实我们更看好的是通化未来的发展。”卜东升的语言让人感觉很是实在,这一点,他有点儿像北方人。而当《浙商》记者将这一印象告诉他后,卜东升爽朗大笑。
“这可能是我最近几年潜移默化之下形成的北方性格吧。”卜东升拿起桌上的一个杯子,“在南方人眼里,这个杯子有的只是价格,南方人谈生意的风格是一上来就事论事。但这一套在北方是行不通的,在北方,你得先跟他绕弯走。”
卜东升表示,通钢事件并不影响他的投资信心,他表示,建龙与通钢职工的矛盾,可能是由于南北方文化的差异造成,而双方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当地的一位刘姓企业家在与《浙商》记者的交流中也认为,这一事件不能说明当地的投资环境恶化。他称,南方商人投资东北是有商机的,但是要融合进去。“南方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北方人则更倾向于按步就班,在东北投资要坚持中庸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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