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土地：

　　很多人忘了集体所有制

　　1952年1月8日，时任川北区党委书记和行署主任的胡耀邦在南充市检查工作，步行途中，因南充市建设人民政府办公大楼和工人俱乐部工程受到影响的拆迁户围了上来，“当时政府威信很高，拆迁户也给足了领导们面子，虽无起哄闹事，但像这种直面的批评和意见反映，对耀邦同志来说还是第一次”。在听取意见和实地查看后，胡耀邦指示因陋就简结束建设工程，不准继续拆迁民房。两天后，胡耀邦给南充市市长写了一封信，并请市长在南充市二届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宣读。在信中，胡耀邦写道：“一年多来，公家修建房屋，不仅浪费很大，而且因为收回了大量国有土地，购买了大批民房，特别是将其中一部分拆掉，使政府财产与政府威望遭受了许多损失。在这个问题上，我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应向人民群众检讨。”胡耀邦还提出，如发现有没全部合理地给足购买金和没全部妥善安置拆迁户的现象，必须立即给予合理补偿与安置，“不办或者拖延者，以违纪论处”。

　　父亲的这件往事，被胡德平记录在了2010年年初写的《耀邦同志第一次面对被拆迁群众》一文中，该文也收入《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一书中。胡德平在文中写道：“‘祖国’和‘政府’的关系，也即人民和政府的关系一样，都是主仆关系。历史上，‘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的合理要求，固然都是新旧民主革命政纲追寻的目标，但何尝不是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葬于斯的人们对其祖国最基本的诉求。”

　　在2010年3月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上，胡德平牵头提案《关于确保农村开发用地的所有者权益》。提案开篇便说：“我国宪法明文规定，全国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只有两种：一种是全民所有制（国有的土地）；一种是集体所有制（农民的土地）。两者都是公有土地，所有者权益明确，均属所有者神圣不可侵犯之公有财产。”提案质问：“政府为了公共利益可以征收农民的集体土地，但若不是为了公共利益，而是用于商业开发用地，合法吗？用补偿性低价收购，再通过‘招拍挂’的高价售出，合理吗？”提案人认为，“这种权益的不对等转移既造成了城乡土地产权的矛盾，还引起大量的群体事件和腐败的滋生，又使城乡接合部房地产的价格飙升不止。”

　　胡德平对此忧心忡忡，无论是在南国书香节上面对读者，还是在随后的采访中面对记者，他都不忘提及“农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在所有权上是平等的”。胡德平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其实很多人已经忘掉了这一点。我和一些官员讨论时，他们说农村的土地是国家的，我说不对，是集体的，他们说集体的也是国家的。也有智商很高的博士生导师说：‘农民占有土地，个人占有的土地是集体的，集体的就是国家的，国家的就是党的。’如果学者和干部全都是这样的思想的话，那群体性事件当然会很多。”

　　改革从何而始？胡德平提醒记者，就是从将土地的经营权、使用权给了老百姓开始：“（上世纪）80年代初，搞农村土地承包时，上上下下包括农民都知道我们是承包地的使用权，而所有权是集体的，‘十五年不变’、‘三十年不变’所指的都是使用权，但我们从未变更所有权。而现在集体所有制变得很空，空得都没人相信这个地是集体的了，大家都没这个信心，农民也没这个信心，所以谁权力大谁就占。”胡德平认为，打着“国家需要”、“共同利益”便指挥一切、剥夺一切的行为，完全是错的：“你剥夺的还不是地价，而是农民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资料，胡耀邦就曾强调说，你不能让老百姓没有生产对象啊。”

　　关于改革：

　　就是要从富民开始

　　结束了在南国书香节主会场与读者见面和记者访问的第二天，胡德平选择在广州的民营学而优书店与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院长肖滨对话，主题是“中国为什么要改革”，读者塞满了不大的房间。对话期间，胡德平拿出iPad，向读者们展示了8张珍贵的历史照片。

　　胡德平拿出这些照片，是为了给父亲曾大力提倡的“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做佐证。胡德平说：“他的照片最多的是延安的照片，延安照片最多的就是我们中央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时期。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我们的军队从阶级斗争转为民族斗争，我们的斗争任务、斗争方法已经完全变了。但那年正好也是红军建军十周年，共产党军委给每个经过长征的人都发了一个红军纪念章。这些照片正好说明了立场和方法怎么统一、怎么结合的问题。”胡德平说，只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立场不变，是为了人民，为了人民利益，方法你可以全新，一切人类文明成果都可以继承学习，要允许人民群众去闯，激发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我们的改革，如果不讲立场，方法又不择手段，那就糟糕了。

　　改革开放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是胡德平反复提醒大家的问题，他说父亲对于这个问题在一开始就有着明确答案：富民、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用胡耀邦原话就是：“治国之道，富民为始。”怎样才是胡耀邦眼中的富民呢？胡德平举了一个例子：“我记得在七十年代末的时候，《人民日报》登了一篇文章，说的是中国的首富县。报道说，在青藏高原上黄河源头的玛多县，每个人平均有一百多头牲畜，人均收入五百块。耀邦同志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就很纳闷。他问，人均有一百头牲畜，这个数字到底是存栏呢，还是出栏呢，还是商品率呢？他的意思是，人民的富裕一定要和整个商品经济联系起来，看什么都要看它的商品率如何，人们的交换如何，在当时的各种生产力、生产效率如何。如果光是用一种计划经济和自然经济的眼光来看人们是否富裕，他认为不可靠。”

　　在《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一书中，几乎每篇文章后，胡德平都会写上数百字的“本文后记”。在《关于贫富悬殊问题》一文的后记中，他写道：“对待贫富问题，我国一定要全面审视经济情况和政治情况之间的相互关系。比如我国股改之前，同股而不同权不同价，难道只是一种经济问题吗？又如我国的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在流转出让时，同地而不同权不同价，尽管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已经肯定这一改革前景，但是进展不大，难道只是认识不到位吗？再如垄断企业和民间行业同行同工而不同酬，甚至报酬、福利差达十倍，难道只是分配问题吗？只有这些导致贫富差距过大的诸多问题都能逐步解决，我国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才能趋于一致。”他举了一个例子：“汉代陈平宰牛分肉的故事很有意思，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蛋糕要做得大而又大，分肉又要均而又均，我国政府官员都要像陈平一样，为蛋糕做大就要严厉打击一切贪污和浪费，为蛋糕分匀就要灵活多切几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