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外围经济二次探底趋势渐渐显露，加之国内货币调控难以逆转，一大批从事出口业务的企业正面临着空前的压力。中国制造今日之困境，原因甚多，但最为关键的一条，还是这些企业的效率不高，且十多年来进步有限。

　　的确，过去20多年，中国出口企业欣欣向荣，改变了国际经济格局，也改变了各国民众的日常生活，对世界经济的繁荣功不可没。5年前，美国经济正处于增长势头旺盛的时候，一位叫萨拉的女记者就曾做过“离开中国制造一年”的家庭试验。她和丈夫、两个孩子，一起试图凭借自己的意志力和创造力，不靠“中国制造”过日子，他们起初以为，生活能够照样精彩纷呈。可最终，萨拉承认这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离开了“中国制造”，过往十分轻松的购物行为，对他们来说就变成了煎熬。没有了中国的塑料轮子，就没法给儿子制作赛车；不买中国的玩具，他们不得不转向十分昂贵的意大利产品。电器、衣服、打印机、咖啡机、太阳镜、晾衣架、蜡烛，购买这些日常消费品，不选择“中国制造”，简直让他们伤透了脑筋。

　　正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20多年欧美各国的海量需求，成就了中国制造的快速崛起。但金融危机一下切断了这样的好日子，经济衰退突然而至，欧美各国风云突变，从家庭主妇到办公室白领都纷纷捂紧了钱包，一向出手阔绰的美国家庭亦不得不经受家庭资产负债表的再平衡，民众再也难以像繁荣年代那样青睐中国商品了。

　　外部需求萎缩在所难免。当此之际，出口企业不得不面临转型，以提升附加值和生产效率。眼前这轮出口危机，固然与外需萎缩直接相关，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中国制造”缺乏技术含量，毫无品牌价值，导致这些产品绝大多数是海外“卖不上高价”。外部一有风吹草动，中国制造立马坏日子来临。

　　实际上，中国出口企业也心知肚明，以前仰仗的几大优势如今都快消失殆尽，除了外需萎缩，人力成本快速上升更是横亘在企业面前成为难以逾越的障碍。那些年，这些企业核心竞争力其实就是廉价劳动力，有些代工企业甚至不惜采取军事化的管理模式。东部沿海的一些工厂，以人力取代机器生产发家，不仅仅是制鞋、玩具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就连电池、电视这些技术含量稍微高一些的工厂，也是大量依赖廉价劳力，因为这是他们维持利润的根本源泉。

　　2002年，我还是刚刚进入大学的学生，暑假期间曾到福建晋江的一家鞋厂参观制鞋的生产流水线，当时在课堂上刚把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梳理清楚。我看到的景象，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泰勒笔下所描绘的工厂情形十分相似，工厂所执行的计件工资、定额管理、计划控制、职能工长制等制度亦多是以泰勒理论为支撑。那些一排排脸上还有些稚嫩的十八九岁少女们，专注地往鞋帮上抹着胶水，或者在裁断料子上贴着号码，年龄大一些的妇女则在纳着鞋帮。其中的很多活儿，都需要心灵手巧、眼神利落的工人，有些流程因此就只让18岁左右的小姑娘接手。

　　很多出口企业都是依赖这样的廉价劳动力，实现了最大化的规模经济效应。但是，经济学家发明且拗口的“刘易斯拐点”不可避免地来临了，这样的模式再也难以为继。

　　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主力，他们都是出生于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后的那几年，他们的生长环境和所受到的良好教育，注定了已经不可能再像他们的爷爷辈、父亲辈们那样忍受噪杂、逼仄的工作环境。这一代人有不少人有事业的追求，大都希望扎根城市，成为真正的市民，而不像他们上一代那样最终回到农村。他们对未来的生活有诸多向往，不会仅仅满足于基本的生存需求。在我接触到的一些20多岁的小伙子当中，有一些就宁愿自己支个摊卖早点，也不愿再回到工厂上班。在他们眼里，支个摊卖早点，也是一种很有意义的创业尝试。

　　尽管中国学术界和一些企业家，也早已意识到了中国劳动力优势已经渐渐消失，也在筹谋突围之策。只是方案不少，能落实的太少。而对于工厂的老板而言，大环境无法改变，他们一时也很难找到应对之道。老板们总有意无意寄希望于维持既有模式，畏惧在企业产品技术含量、品牌塑造上下功夫，而在完善公司管理制度，以合理的绩效薪酬吸引新生代农民工等上改革，更是瞻前顾后，缩手缩脚。

　　只是，时代真的变了，再也不可能回到从前，只有提升效率，才能换取生存空间。拒绝提高技术含量，拒绝品牌打造，拒绝用工模式革新，最终只能被市场所抛弃。中国出口企业要真正强大起来，只有毅然决然转型，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倪金节 中国人保资产研究所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