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券报：经济复苏乏力，QE3推出的可能性是不是大大增加？

    王建：债务上限提高到2.4万亿美元。如此庞大的债务谁敢接盘？只能靠美联储发货币购买，QE3必定会推出。这就赌上了美元信誉，一旦美元的信誉崩溃，美国商品输入就会断流，经济就会走入一场比1929-1933年更大的危机。

    郑学勤：QE2在今天看来，效果不佳。其通过提高金融资产价格，造成财富效应，从而刺激消费、拉动生产、减少失业的目的并未达到。

    在美国有观点认为，美联储现在别无选择，只有推行QE3，但是QE3不会像QE2那样再去买进美国债券。这种观点预测了QE3的另一种方式，也即美联储很可能在8月底宣布以通胀为目标的宽松政策，只要通胀没有达到设定上限，美联储就一直把银行间互借利率保持在0.25%，也就是说不再给退出宽松政策限定时间目标。

    QE3是个很模糊的概念，现在还很难说它会以什么形式出现。为刺激经济，债限谈判后唯一能用的就是货币政策了。无论美联储最终用什么形式来推行它的新金融政策，保持和提高流动性是它不得不做的。这对中国经济来说，通胀压力还会长期存在。

    中国需稳增长防“热钱”

    中国证券报：若美欧经济出现二次衰退，对中国冲击有多大？我们应采取何种措施来应对？

    王建：美欧等经济体爆发新一轮金融危机的时刻正在逼近，世界经济再度衰退的“双底”态势已经显现，中国也已受到了影响。若剔除出口价格指数，6月出口实际增长率已经下降到不足7%，已经开始显著低于经济增长率了。

    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把控物价作为首要任务的宏观政策导向需要调整，紧缩货币控通胀将会“误伤”经济增长动力。调控必须转到财政政策上来，即货币适当放松保增长，财政补贴低收入人群抗通胀。

    郑学勤：中国经济发展优势在于中国的市场。只要坚持市场经济，立足国内市场，经济增长不应当有问题。这就是西方经济学家为什么一直强调全球两种速度的经济发展的原因。

    为了保护这种内在发展动力，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处理好同国际金融市场和政策接轨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两点是汇率政策和利率政策。

    通胀是个综合征。新兴国家的通胀与其经济高增长密切相关，事实上，在金砖四国中，中国的CPI是最低的。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崛起的南美和亚洲的新兴国家，几乎全都受到通胀的困扰。新兴国家通胀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国内的经济和金融发展的速度同货币积累的速度不匹配。货币一时不能为经济发展所吸收，积累起来的货币导致了高利率和高汇率。

    由于资本流动的开放，国际金融机构将低利率的货币输入高利率的国家进行所谓的“carry-trade”（套利交易）。这些“热钱”又进一步推高了新兴国家的利率和汇率，增强了通胀预期。要防止这种情况在国内重演，在宏观政策方面应当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