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国经济出现走出金融危机的明显迹象，持续了一年的通货紧缩开始消散，物价缓慢回升但还没有达到危险水平，上半年消费物价指数（CPI）一直保持在3%以下，经济增长和物价短暂出现让人满意的组合。虽然最后三个月CPI开始迅速升至4.4%、5.1%和4.6%，但阻挡不了人们的乐观情绪，乌鸦的聒噪声消失了，许多人断言新一轮增长周期要启动了，很多人在磨拳擦掌准备拥抱大牛市。
今年一过，物价指数又连着攀升，“破五”之后接着“破六”，货币紧缩不停步，甚至行政手段也被祭出。牛市，最终被证明是牛皮——股指牛皮和分析师吹牛皮。但执着乐观的经济学家又抛出“6月通胀见顶论”和“通胀退潮论”，直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基调开始从“前半年高后半年低”转向“前高后不低”。
为什么经济学家对物价走势的预测屡屡落空，而不得不一步步地被动上调预测值呢？我的理解是，分析师太过于关注通胀的短期驱动因素了，他们忽略了这背后的更根本因素。
月度CPI直接关系到货币政策动向，影响到股市涨跌，预测短期通胀、捕捉“拐点”成为每一家研究机构的重头任务。如果你没有花钱从政府部门那里提前“购买”数据的话，就只能盯着那些影响短期CPI波动的因素，跟踪其变化，加以综合汇总，然后得出结论。预测2-3个月内的通胀值，大致就是关注消费品（特别是权重大、波动也大的食品）的供求状况及其扰动因素，这些因素林林总总，大致可分为供给冲击、需求冲击和政策冲击三类。那些影响粮食、蔬菜、猪肉生产的天气、疾病、补贴等因素就属于供给因素。外需强弱、国内企业加薪、消费补贴等影响消费需求的短期因素属需求冲击。管制的收紧与放松、补贴的增加或减少等等属于政策冲击。各显神通的机构们虽然在预测水平上有所差异，但因为方法差不多，所以方向上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分歧，要错大家一起错，然后每个月作一次调整，这样最安全，这或许也是去年以来，大多数机构看错通胀形势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金融机构分析师很少预测超过一年以上的通胀率，对中长期通胀形势的分析大多数出自经济学家们之口。关于长期物价形势，现今最占上风的一个观点是：中国的通胀将会长期化。持这一观点的论者，大多从结构因素出发，从人口结构、能源价格、体制转轨、化解金融风险等角度论证长期通胀的不可避免性。人口结构论者认为，随着人口红利消失，发展经济学中“劳动力无限供给假设”在中国已不再成立，工资上涨将成为一个长期趋势，进而从成本角度推动通胀长期上升。能源价格论者认为，人类已经彻底告别了低价能源时代，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长期内呈上涨趋势，这将从外部传导到国内，推动中国的通货膨胀长期化。体制转轨论者认为，中国在体制转轨时期，部分受管制的价格市场化，会在较长时间内推高通胀。还有人认为，目前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问题严重，最终也将通过央行注资、通货膨胀来化解。这些长期视角的分析，从表面上看，比那些主要盯着蔬菜、猪肉的短期分析，考虑的因素更具有基础性，更有逻辑说服力，但他们和很多短期分析一样，无意甚至有意遮蔽了通胀的实质，或以现象代替了本质。
弗里德曼明确说过，通胀随时随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现实中很多人将之奉为至理，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多数人一遇到具体问题，就被现象所迷惑，立马背叛了弗里德曼。
在工业化过程中，农业部门为工业部门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后备劳动力蓄水池。在此阶段，社会总需求扩张引发的对劳动力的需求增长不会导致工资上涨，当工业化耗尽了这个蓄水池之后，劳动力就和其它任何资源一样，其价格随社会总需求的强弱而上下波动。但若认为人口红利消失必定在长期内推高通胀，则是犯了“成本通胀论”的通病。弗里德曼早已批评过形形色色的成本通胀论，他说，任何成本的增加，不论是来自石油进口，还是来自工会、垄断力量等，如果货币当局配合增加货币，就会导致持续通货膨胀，如果保持货币数量不变，那么某些物价的上涨只能使其他物价下跌。在货币量不变的情况下，某些部门工资提高而其他部门没有降低，那么就会导致失业。事实上，所谓成本型通胀，正是货币增加引发需求上升，再进而推动成本上升的结果，所谓成本推动型通胀只是早期需求拉动通胀滞后反应的作用而已。
每到通胀时节，成本型通胀的说法就会广为流行，这个说法虽然契合人们肉眼所见，但却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思维方式的产物。单个物价可以成本推动，但总体物价必为需求拉动，所以，成本型通胀彻头彻尾是一个误导性的概念。具体到中国，人口红利消失以后，支持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要素已经减弱，这意味着经济潜在增长能力下降，理智的做法是接受这种下降，如果不以货币为手段刻意将实际增长率维持在潜在增长率之上，那么通胀就是无源之水。能源问题亦如是。体制转轨论所认为的通胀，亦同样需要货币的配合。放开管制价格，即纠正商品间不合理的比价关系，如果没有货币配合，必有非管制产品价格的下跌。而金融风险论，让央行来为融资平台的坏账买单，更是直接发放基础货币，如央行死守货币底线，通胀从何而来？
弗里德曼早曾说过，官员往往寻找各种借口，把通胀责任推诿给贪婪的企业家、贪得无厌的工会、挥霍无度的消费者、阿拉伯的酋长、恶劣的气候以及风马牛不相及的理由，所有这些替罪羊，都不具备印刷出我们放在口袋里的钞票的印刷机作用，各种似是而非观点的根源在于混淆了个人与全社会的界线。
遗憾的是，通胀的货币决定论在中国要么被抵制，要么被阳奉阴违。不仅那些将短期通胀归罪于恶劣天气、牲畜疾病的观点流行于庙堂之上，而且那些以现象代替本质的各种“成本通胀论”“通胀长期化不可避免论”仍然拥有广泛市场。通胀，不论短期还是长期都是一种货币现象，任何经济结构的变化，如无货币扩张的配合，都不足以引起通胀。人口因素、能源因素、转轨因素、金融因素不必然引起通胀，如果哪一天通胀真的发生，原因只能有一个：货币过多。
如果仍执着地追求高于潜在能力的GDP增长率，如果试图将改革的成本由老百姓来承担，如果准备将利益集团制造的金融风险转移给全民，唯一简便的方法就是发货币。如果你要问我，中国的通胀会不会长期化，我只能说，态度决定一切！其他都是胡扯。（黄小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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