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限制购房、限制买车、房价居高不下、交通久治不通，城市快速发展过程中的种种问题已成为北京的一张 另 类“ 名片”。控制人口增长似乎是破解这个问题的唯一选择，然后，跟巴黎、伦敦、东京和纽约等国际大都市相比，北京的人口密度远低于这些城市。知名社会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周孝正教授认为，北京市人口最起码得达到3000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周孝正强调：目前北京的现状是乘车难、住房难、就业难、就医难，有人认为这是人多造成的，“我认为这样的说法绝对是错误的，”，这些问题的根源不是人口数量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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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机关编制膨胀导致北京人口迁入失控迁出梗阻

《2011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上月发布，这本以中国社科院蓝皮书的形式出现的报告说，任何一个城市的功能都是有限且明确的，如果无限拓展城市功能，必然导致功能过载。北京城市功能过载是历史形成的，是人口无序流入、无口流出、数量膨胀和局面失控的根本原因。

    北京市人口研究所教授尹志刚认为，中央党、政机关及其企事业单位的人员面向全国招聘，其机构编制越大，平均每年通过退休抵补名额招聘的人员就越多。在京外招聘1人，随其户籍入京的配偶、子女和父母平均要增加5人，但央属单位退休人员却很少有人离京，形成有进无出的人口流动梗阻。

    据测算，每年中央单位要增加30万-40万人。国有部门的编制膨胀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户籍和常住人口持续膨胀的重要原因，也是最难治理的顽症。减少首都城市功能超载，把部分功能及相关组织外迁，是分流和减少人口(包括户籍和流动人口)的根本战略。北京的人口问题除了总量大以外主要还是结构问题，未来北京市需要通过调整人口的布局来加强城市人口的容纳能力。“十二五”期间北京市为了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将采取多种手段调控人口的无序流入。“十二五”期间北京市将推行人口总量调控的属地责任，把人口调控的目标责任，比如总量、结构和分布等下放到区县、部门，设置一些预期性的指标，包括中心城区人口向新城疏解等。

    北京工业大学“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课题组的研究表明，“十一五”期间北京经济总量由6970亿元增加到13万亿元，人均GDP突破10000美元大关，达到世界中上等国家和地区收入水平。人口问题是“十二五”期间北京市面临的首要问题。“十二五”期间按照目前每年常住人口增长60万的数字，如不采取必要的政策，未来5年北京人口还将增长300万，北京市流动人口持续增长的势头可能还将延续至少20年。由于2020年把北京城市人口控制在1800万的目标已经被打破，北京市在“十二五”规划中并没有设定人口的总量目标。但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十二五”期间北京将实行更加严格的人口管控政策。北京户籍对外地常住人口放开的空间有限，进京指标也会受到严格的控制。北京市急剧膨胀的流动人口规模，将给北京市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带来严峻挑战，现阶段北京人口规模调控已刻不容缓。

    尹志刚说，北京在城市的功能布局上改变目前“单中心”的布局，着力在四环、五环外部署多个新的空间载体，这些中心不是只承担居住功能的卫星城，而是自身具备城市循环功能的区域。“多中心”格局将拉大北京的城市框架，人口和部分产业功能将随之外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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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起码能够“装下”3000万人？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曾经放言，中国特大型都市的人口密度大大低于巴黎、伦敦、东京和纽约等国际大都市。以东京为例，北京城市面积是东京的近8倍，而东京人口密度为5736人/平方公里，北京市人口密度仅为1037人/平方公里，东京人口密度是北京的5倍多。按此推算，北京人口起码得达到3000万。

    北京包括所辖的山山水水总面积不过16807.8平方公里，3000万人口在这里是否能够“装下”？

    城市人口与城市资源、环境、经济、社会之间存在互相依存、互相影响的关系。实现城市人口与城市发展相协调，必须遵循经济社会和人口发展规律，使提升城市功能与提高人口发展水平形成良性互动。中国区域经济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孙久文教授说，北京能容纳多少人口，应该是一个动态的数据。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时，当时的北京市委领导曾经提出，北京的人口在任何时候都不要超过500万人。那时候对户口的控制比现在严格多少倍，但是人口照样还是往上增长，该突破还是照样突破。现在北京已经差不多快2000万人了。虽然人口增加了，但也并不是说在这个城市就呆不下去了。当然，人口总量上控制一下也是需要的，但是依据目前北京经济发展的情况，不可能说就把人口钉在2000万不让增长，这种可能性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北京最大的容量，我比较同意3000万左右的说法，但是这个3000万左右不可能马上就达到，估计在2030年。这有一个前提，就是这3000万人口应该是和首都经济圈紧密相连的。河北省的一些地方，今后在经济发展上可以跟北京有一个密切的联系，这样北京城区的部分人口，有可能向外疏解，如此则人口在整个北京的分布会适当均衡。”孙久文说。

    首都发展院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北京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开忠认为，从水资源来看，最好是保持2300万左右。人口承载力有很多因素，但是在北京，最重要的还是水。北京地处我国最缺水地区，在各种地方性资源中，水是最为短缺的。假定北京用水效率达到世界最先进的水平，到2020年，如果不以牺牲人民所期望的环境质量和现代化生活质量为代价的话，北京最多能承载的常住人口大概在2300万以内。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周孝正再次强调：目前北京的现状是乘车难、住房难、就业难、就医难，有人认为这是人多造成的，“我认为这样的说法绝对是错误的”，这些问题的根源不是人口数量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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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交通不能承受的“轻”与“重”

    根据中国科学院发布的《2010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对北京等50座城市上班花费时间进行的调查显示，有17个城市上班花费的平均时间超过30分钟，其中北京市上班平均花费的时间最长，达52分钟。

    交通拥堵是2011年北京市面临的一项棘手问题，为缓解交通拥堵问题，北京市政府已经实施了包括“限号”、“限购”、“限行”、“提高停车费”等多项措施。从实施效果看，各种措施的边际效应是递减的。该报告认为，以上措施只是治标，解决交通拥堵问题的根源在于城市功能的调整。建议2011年北京市政府下决心把集中在中心城区的行政、教育、文化、医疗等部分功能逐渐转移到周边新城。同时，在土地利用规划中，限制纯住宅土地的开发，把住宅和产业规划结合起来，就近解决就业问题。“十二五”期间，北京将采用多种手段治理交通拥堵问题，其中包括将大力落实公交优先战略，中心城公共交通出行比例力争达到50%；用征收拥堵费、增加中心城区停车费等手段限制自驾车进入中心城区；为解决停车难的问题，建立停车场建设管理新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经营性停车场建设；通过更加科学的管理手段，实现交通信号智能控制；加快建设东西二环等重点区域地下隧道；实施小客车总量调控，保持全市各级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零增长等措施改善中心城区的交通拥堵现状。

    前不久，一个《北京大量外来白领被迫住城郊，上下班奔波4小时》的帖子在燕赵都市网的BBS上出现，虽然和男朋友住在通州，但是从事教育培训的周磊却在中关村上班。每天早晨6点就得出门，乘座被北京地铁一族称作史上拥挤得最为变态的八通线，在到达四惠东以后再转地铁1号线到达国贸，再换乘地铁10号线到达中关村。虽然地铁不存在堵车，但是滚滚人流，几趟路过车都挤不上是常事。所以，虽然住在很是繁华的通州，周磊每天上班来回也得4小时。在通州通过贷款有了自己的房子，虽然上班辛苦异常，但对于很多漂泊不定的外地人来说，周磊还是觉得很满足。有着共同感受的人纷纷留言表达自己的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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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口限制“疏”与“堵”困惑

    人口调控是“十二五”时期北京市的重要议题，对北京未来社会建设的成效意义重大。正在朝着世界城市目标迈步前行的北京，遭遇了所有特大城市普遍棘手的人口问题。交通、就业、入学等一系列难题，或多或少都与人口问题有联系。北京的人口问题不仅表现为人口总量大，而且人口的结构、分布等方面也存在严重的问题。

    尹志刚教授认为，北京应该在战略目标上摒弃一味强调管理的方式，建立服务与管理结合的目标，以服务为主，通过服务实现积极有效的管理；在战略措施上，摒弃一味“堵”的方法，健全“疏”、“堵”结合，以“疏”为主的政策体系。北京市城市功能庞杂、集聚、过载，除了中央党、政、军及其企事业单位机构及人员编制膨胀导致户籍迁入失控、迁出梗阻，云集于此的高等学府，每年20万的毕业生大部分留在了北京，大多进入政府部门、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其中各类科研机构的人员编制膨胀得最快。根据有关调查，边远农村大学毕业生留京获得稳定工作并站稳脚跟后，会带来一大批移民，先是配偶和子女，随后是兄弟姐妹、亲戚朋友和老乡，以及这些人的社会关系。暂时找不到工作的，回到家乡和离京就业的极少，大多成为没有稳定职业和社会保障的“蚁族”。

    尹志刚说，对流动人口的制度性排斥将导致严重的社会裂痕甚至对抗。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各种社会利益群体共存，各种社会问题相互交织。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及其附带的诸多制度性排斥，导致进城农民虽然在北京生活、工作，却无法获得与北京市民一样的均等公共服务，进而形成了我国大城市特有的社会“三元结构”——— 农民、农民工和城市市民，农民工成为一个被严重边缘化的庞大群体。如果党和政府不从制度和政策上加强社会融合，将导致严重的社会分裂甚至对抗。

    北京未来的定位是世界城市，在北京向世界城市迈进的过程中，城市社会管理面临的压力很大。现代社会是个复杂社会，表现为多元化、流动快、偶然性、突发性等特点。现代社会的特点决定了用传统的手段对现代社会进行管理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北京市目前的社会管理体制，虽然进行了改革和创新，有些方面还走在了全国的前面，但面对现代社会还存在很多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