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实现真正意义的从“国富”到“民富”，已经不仅体现为国民收入的增长，而且关乎到中国经济的未来命运，为此必须从制度和机制创新层面确保“民富”工程的到位。笔者认为：

    第一，出口拉动和投资拉动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最主要路径，但这种模式的弊端已日渐凸显出来。对此，政府在最大程度地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同时，应当切实引导民间资本进入主流经济领域；同时通过无息贷款、税收返还和关税折扣等经济手段鼓励企业的技术创新，使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从政府主导型转向市场主导型，由出口依赖型转为消费依赖型。

    第二，未来政府公共财政开支应当最大程度地突出以社会保障为重点，切实补齐公共服务与社会救助短板，力争到2015年使社会保障投入占到财政总量支出之比达到40%甚至更高，同时提高公共服务与社会救助水平，使更多的社会群体能够享受和消费到优质的公共产品。

    第三，要提高国有企业分红比例并向民众慷慨分红。否则，国有企业相对于民众而言就只有宪法意义而已。

    第四，针对腐败群发和恶性案件增加的趋势，管理层除了注重制度建设和预防机制塑造外，还应当广泛发动媒体和通过群众监督的形式对腐败分子形成围攻和高压之势，以此保护公共财力和民众财富不受到权贵者的吞噬和侵害。(张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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