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不能承受之重

　　问：国际大宗商品的这种巨幅震荡对本已脆弱的世界经济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张连城：应当说，大宗商品价格的下降是一种价值回归，这种价值回归对于未来几年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是一件好事。由于大宗商品价格下降，产品成本会随之下降，价格也会相应下降，这会刺激世界总需求的增长。而总需求的增长会进一步拉动经济复苏。从历史上看，任何一轮经济复苏几乎都是在产品价格大幅下降的背景下实现的。当然，大宗商品价格的下降对那些出口型国家的经济可能产生不利的影响，但这些国家即使出现经济衰退，对世界经济增长也不会产生大的影响。

　　潘慧峰：大宗商品巨幅震荡会造成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大宗商品巨幅震荡的重要原因是大宗商品具有金融属性，从而获得投机资本的青睐，当投机资本在大宗商品市场获利了结后，资金必然会进入其他市场，巨额投机资本的流入流出也会带来其他市场的不稳定性，造成资本市场、生产原材料价格的巨幅波动，这会给企业融资、企业生产带来困境。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大宗商品的巨幅上涨会增加实体经济的生产成本，其后果就是通胀甚至滞胀，这将严重放缓全球经济复苏的步伐。目前，各个国家都纷纷开始步入通胀和经济增长乏力的双重危险境地，“滞胀”苗头开始显现。

　　翟东升：商品牛市的终结可能会影响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它们在过去10年间受益于原材料出口价格的持续高涨，贸易条件持续改善，由此带来大量的贸易盈余、财政盈余和资本流入使得亚非拉广大地区的经济增长率普遍高于西方。但是假如大宗商品价格陷入较长时期的低迷，那么它们的经济增长前景将大打折扣。商品价格的较大幅度调整对于美日欧中等工业化世界的影响相对要小一些，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美欧。原料价格下跌，尤其是能源价格下跌非常有利于美欧经济复苏，也有利于减小美国对外贸易逆差，这又会反过来刺激美元重新走强，从而有可能使世界经济进入一个新的自我强化的趋势。

　　中国之策

　　问：目前，国际大宗商品的定价权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中，如此巨幅震荡的价格对中国经济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中国应如何应对？

　　张连城：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上许多大宗商品的最大买家。但由于我国在世界定价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接受者，导致我国大宗商品特别是能源、原材料等在国际市场上经常是高价买入，而买后价格随之下跌，给国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在短期内，中国还无法掌控大宗商品的定价权，目前能够做到的是，由政府牵头，加强行业管理，避免在购进大宗商品时的无序竞争。同时，厂商和货币当局应当善于利用大宗商品价格下降的有利时机进行资源的战略性储备，包括在国家外汇储备中减少外币储备，增加黄金储备。中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困难。我们需要避免的是，在大宗商品处于高价位时进行囤积，要吸取2007年时的教训。

　　从长期看，我国应当在提高行业集中度、进行管理体制改革以及培育国际定价中心方面做出努力，争取在大宗商品的定价方面具有一定的话语权。

　　潘慧峰：西方国家可以通过定价权来控制产业链和价值链转嫁成本、攫取高额利润，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主导地位，中国虽然制造业产值大、贸易规模大，但附加值很低，在国际分工体系处于被剥削的地位；在定价权缺失的情况下，中国会成为世界风险的承担者，比如在次贷危机中，美国可以通过美元贬值来使中国的外汇储备缩水。

　　获取定价权的关键是使人民币成为国际结算货币，中国应通过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建设提高人民币的地位，推动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适应人民币离岸的趋势，建立离岸的清算中心。另外，应利用中国需求的力量，抓紧建立和完善重要战略性资源的期货市场和战略储备，企业应学会对大宗商品价格进行套期保值。

　　翟东升：大宗商品的定价权根源于以下几个要素：一是大宗商品交易的计价和储值货币。二是由特定商品的供给和需求结构所决定的议价地位。三是各国所掌握的商品交易市场是否具有国际影响力。就以上几个标准来看，中国完全可以掌握部分定价权。所谓经济大国，就是指国际价格曲线的主动塑造者而不是被动接受者。中国在经济总量持续扩张、产业技术层次不断爬升的基础上，正在越来越成为经典意义上的“大国”。大刀阔斧重组国内钢铁行业，坚决改革稀土出口政策，稳步扩大能源储备，多管齐下确保本土粮食产量，持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所有这些战略性举措都指向这样一个目标：按照我们的需要参与塑造全球市场的价格曲线。

　　大宗商品价格普遍回调和震荡，对于中国而言整体上是好事。商品牛市的结束有利于我们控制通货膨胀，经济紧缩周期将提前结束，对消费者和厂商都有好处。

　　当然，大宗商品的价格并非越低越好。作为世界市场上最主要的原材料买方和工业品卖方，我们的根本利益并不要求原料价格的绝对低廉，而是希望它们能在合理价位长期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