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体系要追上全球化步伐

    霍华德·戴维斯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前英国央行副行长     

    过去这些年来的情况是，经济的全球化速度非常快，但却没有一个全球治理架构。G8试图建立一个全球化的监管体系，但其影响力仍然非常有限。如若放任不管，全球化带来的风险就会越来越大，而这对大家都是危险的，尤其是对中国。因为如果全球贸易一旦崩塌，中国将遭受巨大损失。     

    因此，我们今天需要一个全球治理架构，来应对全球化中出现的问题。过去的全球化是由市场主导的，接下来全球化将更强调监管。此前，IMF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它起不到金融监管的作用。金融监管只能靠各国主动联手，在自发基础上进行讨论和达成共识。这在以前是缺位的，现在金融稳定委员会填补了这一空白，也是G20试图达到的目标。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个新的全球治理体系正在成形，追赶早已在前的经济全球化步伐。但我们首先要确定怎样对那些对冲基金、离岸金融中心和信用评级机构进行监管，执行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任务。（作者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前英国央行副行长，驻英国特约记者纪双城采访整理）

小心巨额财政投资副作用

    濑口清之 佳能环球战略研究所研究员     

    在世界各国经济指标下滑尚未见底的情况下，唯独中国已经显出复苏征兆。这可以说是中国景气刺激这种宏观经济调控的结果，对世界各国走出此次金融危机贡献甚丰。     

    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中国异常巨额财政出动，虽说作为一种财政金融政策和措施是果断大胆且有效的，但也伴随着巨大的副作用和经济风险。     

    具体来说，其一是有相当部分的财政出动投向了高速公路建设等眼下并非急于动手的领域，结果效率难显，反而导致盲目投资的扩大；其二是资金投入目标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大多生产效率相对较高的民间企业仍然处于资金极度不足的境地。其结果是，有极大的可能性会招致经济构造的国有化，再次造成经济效率降低。     

    因此，如何克服此次作为一时性景气刺激疗法的巨额财政出动带来的副作用和经济风险，就成为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所面对的迫切性课题。▲（作者为佳能环球战略研究所研究员，驻日本特约记者林浩采访整理。）

　　公共投资方向需要转换

    木下俊彦 早稻田大学商学部教授

    此次金融危机沉静之后，希望中国在经济运营上能有一个彻底的认识转换。除了如海外经济学者大多主张的要把依赖出口型体制转换为内需主导型的经济成长体制之外，公共投资的投资方向转换也是一个刻不容缓的大问题。

    也就是说，既然超大型公共投资的运用是中国的拿手好戏，那么这些最终来自国民血汗税金的财政投资，就应该投入到那些与国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地方。比如，用于农村饮水管道的铺设、厕所等设施的修建、医疗机构卫生设备的配置和乡村道路的修筑等，而不仅仅是投向政府机关和城市的公共设施。如此一来，可说具有一石二鸟的效果。其一，是使公共投资得以有正确的投入方向，源源不断地投入，从而牵引经济的健康发展；其二，是让作为纳税人的国民，特别是中下层收入和农村人口，切实享受到社会财富增加的好处，以谋得整个社会的均富和发展。▲（作者为早稻田大学商学部教授，驻日本特约记者林浩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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