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昨在复旦大学演讲指出

　　“我们需要相对保守的金融体制”

　　本报记者 姜澎

　　“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制订的很多政策和规则对发展中国家很不公平。如果中国按照有人曾经要求的那样‘更全球化’、‘更开放’，那么在全球经济金融危机之下，中国现在的经济状况会比我们预想到的更糟糕。
 
 
 
      中国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全球化进程不应该过快，否则将给经济发展带来风险。”昨天，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教授应复旦大学上海论坛邀请，作了题为“金融危机与全球经济：对经济理论与政策意味着什么”的主题演讲，并接受了记者专访。他谈到，此次经济危机持续时间的长短，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措施是否具有全球观念；缺乏全球性的应对措施，将导致经济危机难以结束。

　　“金融海啸现在可能是十年一遇”

　　“因为缺乏风险意识，或者说是某种动力和刺激压过了风险意识，那就会有人不顾一切地尝试过度的风险，想换取更大的利益。所以风险应当是所有学经济的人的必修课。”在昨天的演讲中，斯蒂格利茨教授这样忠告。

　　他举例说，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不少金融企业本已面临破产，但为了“翻身”，他们愿意冒巨大的风险，因为如果在这样的“赌博”中输了，他们不会死得更惨，但如果赢了，则可以彻底复活。他坦率指出，那些律师和金融从业人员，从来不听有关风险的课程，甚至一些新入行的金融师认为风险一说已经过时。他说：“当我在普林斯顿读书时，风险是我们学的第一课；可那些年轻人到华尔街开始工作时，他们从来不去听其他人谈论风险问题。”

　　他提到，信息不对称也会带来严重后果，“对于金融市场来说，最愚蠢的事情就是那些金融家相信他们正在做会使市场发生大变化的大事，但评估风险时，却往往使用前10年到15年的数据。用落后的数据作为新产品推出的风险评估依据，结果可想而知。”

　　“还有另外一点需要我们考虑，那就是我们曾经认为金融海啸应该百年一遇，但现在可能是十年一遇——所以我们用于金融分析的模型，不能再用时间跨度那么长的模型，而应该选用跨度比较短的模型”，斯蒂格利茨称：“总而言之，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相对保守的金融体制”。

　　“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进程要慎重”

　　“发展中国家对于自己的全球化进程要十分慎重”，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在金融和资本市场的开放上尤其要慎重。

　　他认为，经济全球化可以给经济的发展带来好处，但事情的另一面是经济全球化使得任何金融危机都会以最快速度影响到全世界。“我觉得在目前情况下，应当重新定义‘全球化’。尽管全世界都被纳入全球化体系，但我们可以发现，发达国家提出的很多政策和游戏规则，其实很不公平，特别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显得更不公平。”

　　斯蒂格利茨说他注意到，联合国不久前提出了三点重要建议，提出需要有一个全球的金融体制、全球的金融协调机构、全球的新金融系统。“中国在全球经济恢复的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应当起到能让全球经济稳定下来的作用”。

　　斯蒂格利茨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斯蒂格利茨，是当今世界负有盛名的经济学家之一，是世界公共部门经济学领域最著名的专家。他26岁时成为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1993年至1997年在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任职，后任主席。1997年至1999年担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斯蒂格利茨教授为信息经济学的创立作出了重大贡献，2001年，他由于在“充满不对称信息市场的分析”方面的理论建树，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从1981年至今，斯蒂格利茨多次来中国，对中国有较多较深入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