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企业升级、改造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资金不足。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受金融危机影响，各级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普遍减少，地方债务风险不断加剧，地方政府财力不足，这需要财税体制改革助力。二是一段时期以来充当投资主力的民间资本处于蛰伏状态，投资中的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结构严重失衡。专家建议，这需要国家进一步采取措施，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和公共事业领域。三是巨额信贷的结构"偏国有、偏重、偏大"，中小企业融资难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武汉大学金融系主任叶永刚教授认为，根本对策是实施金融创新：一是加快制订实施放贷人条例，建设新型"草根金融体系"；二是继续拓宽大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减少其对贷款需求，"倒逼"商业银行寻找新的信贷客户；三是切实采取措施，加大对"三农"和消费的信贷支持力度。

    --经济要素短缺，转型发展支撑能力不足，日愈加重的能源、资源和环境压力形成"硬约束"。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说，在经济从"前低"向"后高"回升的阶段，应不失时机地提高资源税负水平，理顺资源价格，通过这一杠杆推动投资结构调整，遏制资源开采企业过度扩张产能。

    专家指出，要用市场化改革的办法来化解矛盾，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着力研究生产要素充分流动和资源配置效率问题。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远未达到既定目标，放松政府管制，消除行业垄断的改革还须进一步深化。只有这样，才能释放和创造出巨大需求，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转型。

　　降低社会风险

    部分专家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当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与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双重压力下，须谨防经济危机成为不稳定因素的"导火索"和"放大镜"，使多重不稳定因素叠加后集中爆发。为此，提出以下四个政策建议：

    一是重视民生。４万亿元投资应按照向民生保障项目倾斜的既定"去向"严格执行。同时，增加社会保障的有效性，减少失业群体尤其是困难群体的生存压力。逐步健全农村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

    二是重视就业。我国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亟待转移的特殊国情决定了我们决不能对劳动密集型产业轻言放弃。另一方面，研究制定鼓励政策，积极开拓新能源、3G等新兴产业。采取政府购买的方式，鼓励开发社区管理、公共服务类的公益性岗位，增加就业机会。

    三是建立健全维护社会稳定责任机制、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应急处置机制等，着力促进司法公正，严查各种腐败和违法乱纪问题，避免权力使用不当引发群众不满。

    四是加快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全力打造服务型政府、透明政府。尤其面对突发性、群体性事件，应做到信息透明、公开，让群众第一时间知道事件真相。同时，政府、企业、社会要尽可能实现自我管理和有效互动，谨防职能缺位、错位、失位。

    中国目前已进入各种矛盾纠纷叠加的改革深水区，经济转型不能依靠"修修补补"的政策调整完成，只有把短期问题与中长期优化结构结合起来，实施"一揽子"改革方案，才能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建立和完善与发展型阶段相适应的体制机制，走出一条短期和中长期兼顾、标本兼治的新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