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严重依赖出口的经济结构，其不可持续性已经反映在这次金融危机的前后。以中国为例，经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已表现在很多方面。其中之一就是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虽然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全面融入全球经济是大势所趋，但是任何社会历史进程都应该是有序的，可持续的。对于一个大经济体更是如此。但数据显示，最近10年、尤其最近5年，中国进出口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的“差距”在不断拉大；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持续上升，在2006—2009年中，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分别达到6.74%、8.01%，6.57%，3.99%。

　　这样高的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持续多年在大国当中相当罕见。它不仅由于巨额的外贸盈余和外汇储备成为国际争端的导火索，而且巨额的外贸盈余和外汇储备（截至今年10月外汇储备余额超过2.64万亿美元，超过年GDP一半）也意味着巨额出口并没有给国内居民带来实际的福利。甚至，巨额产品生产不仅没能留在国内被消费，反而留下了沉重的环境和资源负担。因此，量化全球经济平衡，客观上能够起到扩大内需、促进生产、增加国民福利的作用，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经济争端。

　　换句话说，量化全球经济平衡，可以成为我们摆脱严重依赖出口、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思路。此外，公报提到，通过结构调整改革促进消费、降低过度的全球不平衡，并使经常账户的不平衡处于可持续的水平。这实际也反映了各国真实的想法，对此我们也应该重视。

　　其次，全球经济平衡用量化方式比解决汇率争端更值得研究。一方面，汇率战杀伤力极大，还可能伤及无辜。25年前的《广场协议》后，日本因汇率飙升损害了出口竞争力，美国又强迫其削减经常账户盈余，日本不得不选择了规模巨大的货币扩张——而不是结构改革。随之产生的泡沫，促成了上世纪90年代“失落的十年”。曾经的天下无敌，就此陷入了萧条。

　　对于中国来说，这样的结果必然是一场灾难。而巴西财政部长吉多·曼特加表示，“我们正处在一场国际汇率战争之中，全球货币正普遍走软。这对我们构成了威胁，因为它削弱了我们的竞争力。”他的这种说法，不是抱怨，而是对危险的预言。而日本和德国也对汇率更加“关心”。日本官员表示，“我们需要优先讨论汇率，量化目标不现实。”德国官员认为，“从长远来看,应该关注反映市场状况的汇率，各国应避免过分干预汇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