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行业还花费数十亿美元来影响公共政策。烟草公司是当选官员、候选人和政党的主要现金捐助者，资助他们坐飞机四处旅行，并资助政治筹款、会议和开幕式。在美国1997~2007年间，烟草公司为联邦候选人、政党和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助超过3450万美元。

中国的情况则更为特殊。专卖制度使得国家烟草专卖局和国家烟草总公司合二为一。此举对于烟草行业大为有利，也省去了烟草企业行贿、游说的麻烦。正如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杨功焕在《烟草图册》上说的那样：“他们时而是政府，时而是企业。以政府面目制定政策，以企业面目去争取黑钱。这使得中国的控烟形势极为复杂。”

　　实际上，即便有科学的帮助，控烟人士手中的武器仍然寥寥。健康教育和法律诉讼最为常见。现代烟草诉讼时代开始于1954年在美国的一起人身伤害诉讼。40多年来，烟草行业夸口自己没有输掉过一场官司，但这种状况已经发生了改变。1994年向公众公布的数百万页烟草内部文件披露，烟草公司积极隐瞒其关于吸烟危害性的知识并故意欺骗政府、媒体以及其客户——吸烟者，谎报其产品引起疾病和死亡的程度。

　　然而，在中国，依靠诉讼控烟尚是不实之想。目前，中国种植的烟草占世界烟草的40%，但中国烟叶仅有5%出口，剩余95%的大部分被中国3.5亿烟民消耗。2009年，烟草全行业税利5300亿元。“毫无疑问，在巨利面前，中国政府对控烟的态度可以想象得见。”清华大学卫生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远立说。

　　“见义不为，无勇也。”这是孔夫子的话。《烟草图册》的作者以为用在烟草控制上再恰当不过。 （董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