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内部的问题与矛盾也需要消化解决。祝宝良指出，突然的外需严重不足，使得这一轮产能过剩的矛盾比亚洲金融危机时要深刻得多。过去一个时期外需主导型发展形成的很多产能并不属于落后产能，调整起来是相当困难的，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虽然市场驱动作用正逐步恢复，但经济回升的内生动力仍显不足。王一鸣认为，当前经济回升在相当程度上还是依靠政府扩大投资带动，内生动力还不够强。

    通胀预期明显上升也是一个不确定因素。王一鸣指出，虽然年内出现通胀可能性非常小，但货币信贷的迅速扩张和资产价格的迅速上升，强化了人们对通胀的预期。在经济还没有复苏的情况下，通胀预期上升使宏观政策同时面临促进经济稳定回升和防范通胀风险的双重压力。

    推动经济进入稳定回升的通道

    正处于企稳回升“关键时期”的中国经济，下一步究竟应当采取怎样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专家们认为，要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增强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巩固和发展经济回升的好势头。

    “要推进经济进入稳定回升的通道，形成一个不可逆转的经济平稳增长趋势。在当前内生动力还不足的情况下，必须坚持实施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这个基本立场不能动摇。”王一鸣强调。

    他同时也指出，短期政策对扭转经济下滑趋势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要实现经济根本复苏和持续平稳增长，必须把短期政策与中期调整战略结合起来，下一步要更加注重结构调整和深化改革，培育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为我国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期创造条件。

    对于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通胀预期和货币信贷供应量问题，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宋立认为，未来通胀压力虽有所增强，但不必过度担心。

    宋立说，上半年７万多亿元的信贷总量虽然比较大，但要看到去年贷款偏紧了一些，今年上半年有恢复补偿的性质，尤其是危机时期需要一定的“超额”货币信贷供应。通胀预期对经济复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通胀预期和现实通胀压力比较难把握。总体来看，既有货币信贷造成的上行因素，也有产能过剩的下行因素，两种因素抵消之后的现实通胀压力不会太大，因此，不宜过度渲染通胀。

    宋立建议，下一步在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同时，要更加重视结构调整，推动经济的自主增长，同时消除可能存在的泡沫。还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加对中小企业、非公经济、中西部地区的贷款支持。

    对于增强未来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方面，祝宝良建议，要进一步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未来消费增长的关键领域，还是在住和行方面。同时，要加快城市化进程，使得农民工能够真正融入城市生活，这将开拓出巨大的消费增长空间。

    王一鸣建议，从深层次上解决扩大消费的动力问题，还要推进形成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着力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同时，产业结构调整上要加大对新兴经济增长点的培育，支持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医药、信息通信等对未来竞争力有重要影响的产品研发和产业化。而无论是收入分配结构调整，还是产业转型升级，都要通过深化改革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