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增长的不平衡角度来考察，我们十分焦急。城乡差距还在逐年扩大。 1978年，农民年收入134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343元，城镇居民是农民的2.58倍，国际差距是2倍。 2009年农民年收入增长到5153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17175元，剔除物价因素，分别增长38倍和50倍，但城乡差距扩大到3.33倍，现在的世界平均差距为1.7倍。再看地区差距， 2009年上海与西部某省的人均GDP差距达到9倍，而印度最富的邦与最贫困邦的差距约为4.5倍。人群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超过了 “警戒线”。以社会十分之一最富有人群收入占全社会收入份额的比重看，我国占45%，世界平均占31.7%；十分之一最贫困人群占收入份额的1.4%，世界平均为2.5%。包容性增长，即包容落后地区、贫困人群增长，向“共同富裕”迈进，成为各级领导议事日程上更重要更迫切要思考、策划和运作的课题。
以公共品的建设和增长视野来看，我们有着很大的包容性增长空间。第一类 “纯公共品”，即 “非竞争性、非排他性、非分割性”的公共品：国防、社会安全和秩序维护、行政、立法、基础设施等，这方面建设，发展是充分的，成果是卓越的。比如我们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里程都跃居世界前列。而落实到每个公民个人的、有一定 “竞争性”、 “排他性”的 “准公共品”，就存在不够的地方了。第二类“绩优型”公共品——教育、医疗等，有很大发展，但还显投入不足。资料显示，教育投入只占GDP的3.1%，排位世界96位，医疗的综合数据只排位（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的191个国家中的）144位。第三类“托底型”人人共享的公共品——社会福利保障，瑞典占GDP的28.9%，法国占28.5%，美国16%，日本14%，韩国6.9%（2000年），我们只占4.58%（2007年）。
第一类 “纯公共品”很多是项目、工程，显山露水，有目共睹，与干部的 “政绩”呈 “正相关”关系，干部有努力的 “工作冲动”。应该说，这方面的公共品，如高速公路、地铁等，共享性明显，因为是老百姓“衣食住行”的“行”，民生意义重大，建设好了，当然属于“民富”的重要功绩，值得肯定的。相比之下，那些“准公共品”，一眼望去，还不那么“显性”。然而，这两类“公共品”，是落实到每个公民和每个家庭的，是实实在在的“民富”课题。我们的各级政府，有的投入不足，有的制度设计存在缺陷，有的学外国显“消化不良”，有的需要保障的与让位于市场运作的关系或比重，把握不准，留下目前正在探索和解决的不少社会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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